室利佛逝（Sri Vijaya）王国，是公元七世纪继扶南王国之后兴起的位于苏门答腊岛的东南亚海上强国。至公元十三世纪末为爪哇的新柯沙里（Singoaari）王国所征服为止，前后存在了六百余年，对促进东南亚和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本文拟对该王国兴衰的主要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一、室利佛逝王国的兴起
    根据在苏门答腊南部巨港（Palembang）附近及占卑、邦加岛发现的四块古碑铭文和我国史籍的有关记载，室利佛逝建国的时间，大约在公元七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之间。
    在苏门答腊发现的古碑铭文是用跋罗婆字母书写，用的是古马来语，刻制年代为公元683至686年。其中在巨港附近发现的有二块，第一块是在巨港附近的格杜干·武吉（Kedukan Bukit）发现，刻于公元683年，内容为记述大首领希昂（dapunta hyang）乘船，为获得神通力，作了一次神圣的远征。他率领一支二万人的军队，从海、陆两路，一个月后，欣然到了“马塔耶普”……由于胜利愉快地到达，乃筑一城……并且因为神圣的远征获得胜利和使之繁荣，命名曰室利佛逝。第二块是发现于巨港西南的达朗·杜禾（Talang Tuwo），刻于公元684年，记述大首领希昂·室利查耶那迦（Dipertuan Hyang Sri Jayanaga）下令建立室利差咀罗（Srikertra）放生园，并刻有大乘佛教的愿文，该碑文载：务须敬爱三宝（按即佛、法、僧）。这是大乘佛教教义的骨干，说明室利查耶那迦是信奉大乘教派。①
    我国史籍《新唐书》记载：“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过军徒弄山二千里，地东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远。咸亨（670-673年）至开元（713-741年）间，数遣使者朝。”②义净的《大唐求法高僧传》关于义净于公元671年从广州出发，经室利佛逝而到达印度的记述时也说：“于时咸亨二年（671年），…随至广府，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轸，背番禺，……未隔两旬，果之佛逝。经停六月，渐学声明。王赠支持，送往末罗瑜国（原注：今改为室利佛逝也）。复停两月，转向羯荼。至十二月举帆，渐问东天矣。”《旧唐书》卷三贞观二十二年（647年）载有：“是岁，堕婆登、乙利、鼻林送、都播、羊同、石、波斯、康国、吐火罗、阿悉吉等远夷十九国遣使朝贡。”王任叔先生同意这条史料所载的“鼻林送”的“送”字为“进”之误的看法，“鼻林送”实即“鼻林进”，即浡淋邦（Palembang）的异译。这有道理。因此，在室利佛逝王国未建立前， 鼻林进（即巨港）已存在。义净第一次到达的国家，实际上就是鼻林进。他还认为从苏门答发现的第一块有关室利佛逝的碑刻表明室利佛逝建国是在公元683年，即义净第一次到“佛逝”后十年。而又净之所以说“果之佛逝”，大概是由于他写《大唐求法高僧传》时，已改为室利佛逝，“名从主人”，故把第一次到达的国家也改称“佛逝”了。按照义净的记述，当时这个国家是个商业发达的、印度化也很深的，他在那里学习了六个月印度梵文文法，然后国王资助他、把他送到末罗瑜（即摩罗游）。他在那里住上两个月，又送到羯荼，大概是公元672年的七、八月，再住上三个多月，于12月再乘王舶去印度。这个王舶也是鼻林迸国王经营的航运船舶，寄航于末罗瑜和羯荼，也就是收购当地的土产品，或者也出售一些商品。所以，在义净第一次到巨港时，巨港不仅是佛教徒集合的中心地，而且是东西方航运贸易的辐凑地。③
    因此，可以认为室利佛逝王国是在公元683年间、在征服巨港后建立的，然后又征服末罗瑜等小国，并继续向周围地区扩展，以控制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正如邦加岛门杜克附近哥打卡普尔（Kota Kapur）和占卑巴当哈里河支流梅朗引河畔的卡朗·勃拉希（Karang Brahi）发现的刻于公元686年的两块古碑所记载的，其范围已扩大到邦加和占卑，并准备讨伐爪哇。④
    可是，使得室利佛逝能以巨港为基地，并能迅速发展的因素又是什么呢？从当时的情况看来，至少有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原来的强国扶南已走向衰亡。公元五世纪末，扶南王国的力量已逐渐衰弱。《南齐书》说：“（扶南人）性善，不便战。常为林邑所侵击。”⑤到六世纪中叶，留陀跋摩统治期间，统治阶级内部纷争，进一步削弱了统治力量。这时，北部属国真腊兴起，力量逐渐增强，控制了不少原来属于扶南的地方，王国的势力范围便日渐缩小，都城也南迁到那弗那城。⑥到七世纪中叶，便完全为真腊所并。由于扶南王国的衰亡，从而能够控制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势力便消失了，这就给室利佛逝取代扶南和走向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⑦
    第二，当时东西方海上贸易航线已发生重大变化，海舶已直接驶过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已成为航线的主要通道。唐代贾耽所记述的广州通海夷道已详细记载了从广州经交州、占婆、马来半岛东岸的郎迦戍、苏门答腊岛的室利佛逝、马来半岛西岸的羯荼，而至印度、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的航程。⑧公元671年，义净从广州乘波斯舶，“未隔两旬，果之佛逝”。然后再经末罗瑜、羯荼而到印度，以及他所记述的我国西行求法僧人六十人，其中取海道前往的过半数，走的就是这条航线。⑨在这航线上航行的既有波斯舶，还有王舶，证明马六甲海峡已经畅通，已成为当时东西方海上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
    第三，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东西方海上贸易明显增长。唐王朝从公元618年确立了统治地位，便重视对外贸易，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广州等地设立掌管对外贸易的机构，开创了在我国历史长达千余年的市舶制度。它允许我国商人到海外经商，也对于来我国的外商给予种种优待和保护。由于唐代封建经济迅速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产品大量增加，为对外贸易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唐代的丝织品是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纺织品，海外各国皆以进口我国丝绸产品为荣贵。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唐代的远海航线也由印度半岛延伸至波斯湾，并同东非的航线连接起来。当时同我国交流最密切的为波斯和阿拉伯。尤其是从公元751年阿拉伯的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建立以后，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得到改善，双方均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中外海上贸易的发展，既促进了室利佛逝经济的繁荣，也使我国沿海的一些港口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仅广州一地，“市舶扈集”，“舟行所聚，洪舸巨舰，千舶万艘，交互往还”，出现了贸易盛世的局面。不少波斯和大食商人在广州等地通商定居。
    由于上述原因，室利佛逝又位于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之间，是航船往返必经之地，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中转站，密切了与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本国经济和文化的对外交流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