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化范畴，美国犹太文化是异质的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文化接触的结果。①由犹太移民所负载的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以及两者特定的接触和融合，为具有新质意义的美国犹太文化提供了必要的发生机制和内在规则。
    早在新大陆尚未开发之际，犹太人便踏上了北美大陆。最初主要是一些被迫改宗的犹太人，不仅数量甚微，且因种种桎梏，根本无从自然地进行犹太文化生活。独立战争时期，犹太人已占美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并在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亦同样没能形成一定规模上的文化接触；即使在相当数量的德国犹太移民涌入美国时。也未能真正实现犹太传统与美国文化的实质性汇合。1870年后，随着大批东欧犹太人进入美国，古老的犹太文化才真正与美国文化发生了有决定意义的碰撞，这导致和培育了一种新质文化--美国犹太文化。这倒不仅仅是基于东欧犹太移民几十万的数量而言（以此为主体的犹太移民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已达三百多万），更主要的是东欧犹太人保持和恪守着典型的犹太文化传统，因而能够充分焕发悠久的犹太精神。
    美国犹太文化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犹太文化，它作为犹太文化发展史上的一种自然流变，验证同时也体现了犹太文化自身的一贯属性：流离散存特征，即文化生存中的流散离转及其特性。希伯莱民族的祖先原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南部，后辗转跋涉，在“上帝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即使在犹太人丧失家园前的相对稳定时期，犹太文化生成的流离特性也体现得相当突出，这主要导致于也表现在与外族的不断冲突上。在公元前63年沦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前的约一千五百多年时间里，犹太民族虽曾经历了从扫罗被立为王（约前1028年）到所罗门在位（前973年--前933年）这一短暂的强盛统一时期，但外族的入侵、奴役及对此的抗争，成为犹太历史和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埃及、巴比伦、马其顿、塞琉古王朝和罗马帝国的先后奴役中，犹太文化表现出罕见的生命力，并因此陶冶了以圣经《旧约》为代表的犹太文化的基本精神，诸如“选民”观念、末世论思想等等。公元前63年罗马大将庞培率军攻陷耶路撒冷之后，在接下来的近两百年时间里，犹太人曾几次掀起起义浪潮，但终未能回复家园，从而正式开始了流浪与散居的民族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似可视作犹太文化初始传统的自然延续，因为“犹太人在异乡的聚居地几乎与犹太民族同时在历史上出现。”②犹太文化生成与发展的流离特征最初体现在时空范畴的物理意义上，同时也影响、发展到犹太文化的民族心理层次，犹太文化始终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流浪意识就是突出的表现。犹太人被迫离开阿拉伯半岛后，分别散居在欧洲各地，所以犹太文化主要是由分散在四面八方的犹太人所负载，形成一种既有牢固的民族凝聚力、一致的历史记忆和身份体验，同时又以相当松散的方式遍布在各种文化缝隙之中的文化存在。这种文化散存方式的特性在于，使文化分置于非集中的空间领域，在保持其原本文化特质的前提下，有限地与异族文化接触，从而形成犹太文化散存而牢固的结构形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犹太文化通过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程度不同地与当地文化发生关系，从而使其原本的主体文化在对异质文化的适应中呈现若干变迁，以形成与原本文化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的文化支流形态。所以犹太文化的主流可以说是由多种犹太文化支流汇合而成的，历史上的罗马犹太人、德国犹太人、东欧犹太人等，都以其特定的方式共同闪烁着犹太文化的精神，美国犹太人也表现出类似的特性。犹太文化的散存方式所导致的犹太文化与异质文化的接触，其结果有时是有一定质变意义的，但从历史上看，分散的犹太人在本质上仍然努力保持与文化传统的一致，犹太文化的主体精神在不断地发扬光大。犹太文化发展史上的“马兰内现象”有力地表明了这一点。“马兰内”（Marranen）是流行于中世纪前期的一个西班牙语汇，本意为“猪”，欧洲人其时以此来称呼那些被迫改宗的犹太人。这些马兰内慑于宗教迫害之淫威，被迫改信基督教，这是犹太人万不得已之所为。即使这样，他们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基督徒，而在精神上仍然毫不动摇地忠诚于犹太传统，并把他们的传统一代一代地传继下去，因为在犹太人看来。“犹太性是一种不可剥夺的精神感觉。”③这种现象不仅在西班牙，在葡萄牙、罗马以及穆斯林地区等，从犹太人受迫害之初直到近现代，秘密犹太教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犹太文化既是散存的，又是凝聚的。
    与犹太文化的散存方式密切相关，犹太民族在漫长的流浪生涯中，形成了特定的生活组织结构--社团，并以此作为重要的文化保持单位。社团生活在一定意义上是犹太文化的物质性载体，它既是文化的躯壳，也是文化的构成，借助它的存在和职能，犹太人在异族文化的夹缝中得以进行正常或较为正常的文化生活。犹太社团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有其不同的情形和名称，但它的基本文化职能是一致的。在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居住区被称作犹太巷（Judengasse），在荷兰被称作犹太街（Jodenstraat），在意大利则被称作“格托”（Ghetto，亦译“隔都”等，意为隔离区，尤指犹太人居住区）。“格托”与另一源于希伯莱语的称谓“克希拉”（Kehilla意为犹太社团）后来成为一般犹太社团或犹太人居住区的通常名称。社团生活不仅使犹太人相对集中地生活在一起，更为关键的是在它的内部设有自己的教堂、拉比、医院、墓地，并有完善的福利、保健、文教等方面的法规秩序，同时，它还以社团为单位，与遍布各地的其它犹太组织沟通，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犹太文化网络，犹太社团作为文化保持与文化接触的单位和实体，在犹太文化的历史沿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犹太文化的生成中，成为另一不容忽视的机制因素。本世纪初，仅纽约一地就有约一百五十万犹太人，他们团结在一个统一的克希拉之内，在此之下，又分成约两百个克希拉的分支小组。这些犹太社团在保持犹太传统帮助每一个犹太人适应美国生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构成美国犹太社团的犹太人主要是来自东欧的贫穷移民，他们珍惜自己的传统和民族遭遇，因而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责任感，对犹太事业在美国的建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所以美国的犹太社团虽然起步较晚，却规模可观，并逐渐成为世界上犹太社团最集中之地。美国的锡安主义（Zionism）运动后来居上取代了它的欧洲发祥地不是没有根据的。
    显然，犹太文化对美国犹太文化发生的机制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它对美国犹太文化的资源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关键的是它的流离散存特性及其特定的生活组织形态。流离特性和散存方式作为犹太文化基本的发生方式和生存结构，为美国犹太文化的生成不仅提供了结构模式，也提供了结构规则，从而使犹太文化向它的支流形态之一美国犹太文化的演化成为可能。而美国犹太社团不仅承担了犹太文化的载体职能，而且在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接触中，发挥了它作为文化保持和文化适应重要单位的关键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