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东欧犹太移民为代表的犹太人在十九世纪后期大量进入新大陆，他们对美国生活的汇入及随之而来的两种文化的接触，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必然的。就犹太移民走入美国生活的最初情形而言，那是一种充满悲伤与喜悦、期望与失望的复杂体验，在美国这个“希望之乡”，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无限可能的希望，也有艰辛甚至屈辱。而且犹太移民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传统与新境、犹太与美国之间的两难境地，心中充满彷徨和迷惘。老一代的犹太作家玛丽·安汀、亚伯拉罕·卡恩在他们的《希望之乡》、《戴维·莱文斯基的兴起》等作品中形象地再现了这一点。但这只不过是文化接触与文化变迁复杂性的表征而已。
    美国文化作为犹太文化接触适应的对象，有其自身的结构特点，也正由于这些特点及与犹太文化的某些偶合，使之成为美国犹太文化生成的适宜土壤，按传统的文化模式衡量美国文化困难重重，因为新大陆文化并非一般的文化程式可以参与的。自新大陆发现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开始纷纷投入这块陌生而富有刺激性的土地，纷纷投入这个名副其实的种族和文化熔炉。在美国多元性的文化结构中，以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传统为代表的白种人文化是美国居统治地位的文化，除此而外，尚融入了众多非基督教、非英语、深肤色的人种，诸如黑人、犹太人、黄种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等等。由特殊的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美国文化的多元性，显示出主体文化、主体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化参与的宽容，对少数民族进入美国文化之后保持其民族文化和社会习俗差异的允许。美国文化自身在本质上亦是一种再生的移民文化，以清教徒为代表的白种人离开欧陆以后，虽然带来了英格兰文化，但最终还是传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孕育了美国文化的主体。事实上，光有这些还不能形成充满生机的美国文化。美国文化对传统的继承既非单向性的，也不是不加选择的，而且这种继承除了与环境的紧密结合外，还是与横向的文化吸收结合在一起的。这里既有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欧陆遗风，还包括巴勒斯坦等非西方因素，同时也融入了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品质，其中包括土著印第安文化。《美国精神》的作者康马杰提出“有用即真理的工具主义”是美国人的生活哲学④，这一点在美国文化的整体结构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聚集和兼融各种文化的优秀素质也许是美国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根源所在。这对历史悠久的犹太文化的进入和交互作用至关重要。
    同时，这也是美国文化与犹太文化之间的契合之处。犹太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它的中介融合意识。纪元前两千年左右，当犹太人的祖先在“肥沃的新月”迦南地区建立家园时，在它的两侧已分别形成了两大文化：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埃及文化，犹太人及其“新月”从一开始便扮演了桥梁的角色。新月之地既是交通要塞、买卖商品的市场，也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场所，它不仅起到中介沟通作用。也有一定的熔炼和升华机能，很多思想经此消化、提炼，则以崭新的内核和面貌重新面世。犹太人丧失家园转入流浪客民的历史以后，这种中介融合意识非但没有湮灭，反而进一步地发扬光大了。作为客民寄居在异邦文化的氛围之中，他们面对异邦文化的诱惑、挤压和影响，表现出自立与兼融结合的风度，从而在许多领域创造了整合性的文化景观。S·阿瑞提曾从创造理论的角度分析犹太人的这种心理：“‘接受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文化刺激’尤其适用于犹太人。古老的希伯莱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影响相结合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对立……在《旧约》里，犹太人总是保持着这种形象：在埃及领土是处于受迫害的少数民族，而对无论什么外乡人、外来者、客人、邻居则实行着不加歧视的做法。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民族来说，他们高度重视容纳态度所具有的价值。”⑤这种兼融精神与美国文化的类似特点，使得两种文化之间有了一种特殊的沟通机能，这种机能尽可能地为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从而也是为美国犹太文化的生成提供充分条件。
    但如果认为犹太文化对美国文化的接触、适应和美国犹太文化的生成是在宽容与和谐的情景下一帆风顺地进行的，那就片面了。文化接触归根到底也是一种文化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是两种文化接触的必然内容和方式，也是再生新质文化的必要机制。文化间的相互关系及性质，不是就两种文化表面的一致或不一致而作定论的。犹太人有着浓重的过去意识，他们往往以历史的眼光来对待今天，而美国人则惯以未来的眼光对待现实，这种表面的不一致恰使犹太文化积淀中的融合精神在美国文化中找到了沟通。同时，文化自身充满了矛盾，美国在开放的同时，往往又对各少数民族有着种种拒绝，“隔离”便是主要的拒绝模式之一。犹太文化也表现了类似的一致性，这种充满矛盾的文化在兼融的同时，又往往实行“自我隔离”，使犹太人与居住地之主体社会分离，诸如限制犹太人与外族人通婚等。显然，文化中这种“隔离的一致”极大地妨碍了文化的交融，反而成为保持文化特性的一种手段，这也是文化接触的另一个层面。倘若文化适应以一味地接受为方式，那么适应的结果将是一种文化的完全同化和消逝，犹太文化在欧洲大陆艰难而又完整地延续下来，与文化的尖锐冲突和对立不无关系，而在十二世纪宋徽宗年间迁徙来到中原大地的犹太人逐渐被同化（犹太人初来中国之时间众说不一），就不仅仅是犹太人数量较少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接受和同化成为文化接触优势模式的最终结果--他们受中国儒教影响至深，甚至热衷于科举应试等。犹太民族历史上“遗失了的十族”就是这样被消融掉的。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冲突几乎发生在两种文化最初接触的同时。1654年9 月来自累西腓（巴西）的二十三名犹太人最初登上北美大陆时就遭受了殖民地文化的种种拒绝和磨难。大批的移民来到新大陆，一方面希望能够尽快适应美国生活，另一方面又不愿以放弃珍贵的民族传统为代价。相反，为了牢记他们不幸的历史，保持其民族文化，他们即使付出更多的物质功利代价也在所不惜。所以犹太民族特别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来到美国的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坚持使用意第绪语，他们不仅在格托内兴办自己的小学和教堂，而且也兴办自己的大学，自己的新闻和出版事业。早在1875年犹太移民就建立了著名的希伯莱联合学院，1886年成立了耶希瓦大学，前者是一所典型的拉比神学院，后者则是神学院与综合性大学的结合。犹太文化自身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只是导致文化冲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来自美国的主体文化，排犹几乎在世界上有犹太人的任何一地都曾发生，在美国也不例外。美国有人曾经把经济萧条、农民受到城市的压力等等都归罪于犹太人，并且还将排犹主义上升到某种理论--传教士查尔斯·爱德华·库格林就认为犹太人发明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为祸之根源。这与本世纪三十年代欧洲的反犹浪潮遥相呼应。不管怎样，犹太文化作为一种移民文化对美国文化进入时，两种文化关系的深层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即是必然的，也是有本质意义的。即使在第三、第四代犹太移民身上，他们渐渐地抛弃了意第绪语，其民族境遇也有了空前改善，但在他们的精神深处，仍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保持着犹太文化的传统和精髓。对美国生活的进入与自我特性的保持是美国犹太人共同面临的两个基本课题和任务。
    总之，犹太文化对美国文化的接触，是一种包括融合与冲突双重关系性质的文化适应，而不是文化同化。这种文化适应的关系方式，文化适应对象的结构特点及适应双方的某些偶合等，为文化适应的结果也就是美国犹太文化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关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