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希腊化”（Hellenism）一词，又作“希腊主义”，为19世纪德意志历史学家德罗伊森首创，用以概括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由亚历山大东征而开创的一整个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发展特点。其后，“希腊化时代”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一般认为，始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发起东征，终于公元前30年屋大维攻灭埃及托勒密王朝。也有人分别主张以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或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之战马其顿征服希腊之时为肇端。
    “希腊化”大致涵括这样几层意思：首先，它是一种融合了希腊和东方因素在内的新文明：其次，也是希腊文化对东方的延伸：同时，又是古老希腊文明完美传统的继续，以及按照新的历史条件对之加以改进的结果。①在希腊化时代，因征服战争而在东方各处形成了若干个具有希腊文化特色的国家。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为古典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密切接触提供了契机。这样，希腊文明得以流布于中近东各国以至更广袤的地域，反过来也从东方文明里汲取到丰富的养料。所以，就其实质而言，希腊化时代是一个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大交流的时代。
    当然，这种交流归根结蒂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希腊和东方作为两个文明源，都是既有输出，又有输入，互相渗透，互相吸纳。而希腊方面以其征服者的特殊角色，在文化传输上稍显主动。即便如此，也很难说存在一种单纯的“希腊化”。况且，接受希腊影响的东方各国，情况也是千差万别，殊不可一言以蔽之。“希腊化”究竞“化”在哪些方面，“化”到什么程度，颇堪研究。一般说来，各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都有其相当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不同程度地保有某种对外排拒的功能，决不是能被轻易“化”掉的。所谓“希腊化世界”的不少东方民族，本身具备的文明水准与希腊难分轩轾。即同属文明古国。与其称之为“希腊化国家”，莫如说它们不过是在本土文化中融入了一定的希腊文化成份。只是“希腊化”一词用之久矣，世人相沿成习，不去深究罢了。
    从文化超越性的角度来看，有些文化现象或文化成果是不受地域、民族、国家、语言甚至时代限制的成为具有某种深广影响的普遍性的东西。希腊化时代的文明即表现出类似的性质。它的历史性影响大致由横向、纵向两个互有联系的层面组成。所谓横向影响，似可看作该时代希腊文化超越自身的种族界限，与同时代的埃及、叙利亚、巴比伦、犹太、小亚细亚、波斯以及印度、中亚文化发生碰撞和交流，形成混合型文化。所谓纵向影响，即从希腊文化发展的历史流程察考，将希腊化时代看成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环节。这个时代介乎于希腊城邦时代、古代东方各国独立发展时代与罗马帝国时代之间。在文化上，既承袭了古典时期希腊文明以雅典为代表的优秀成果和东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又对其后的罗马文化，并进一步通过罗马对中世纪的拜占廷文化、以及阿拉伯文化乃至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欧近代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希腊文化向外传输的广度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甚至远达希腊人未曾涉足过的地区。他们的经济活动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典章制度、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科学艺术、价值观念以至宗教意识，一任渲泻而出。与东方异域文明不同程度地进行着交互作用，或奔突冲撞，或融汇交合，迸射出炫目的光彩，冶铸成崭新的文化范型。
    希腊化时代出现了经济重心东移。这是因为当时希腊本土正经历一个衰退时期，连绵不绝的城邦危机长久地耗蚀着它那以往的勃勃生机。虽有部分过剩人口尾随亚历山大东征而移居异乡，希腊起初也一度从对东方的粮食和手工业品出口中获取实利，但随着公元前3世纪末对外移民浪潮的渐渐平息， 海外希腊移民经济自主意识抬头，脱离了对本土的经济依赖，从而致使希腊出口贸易陷入困境。②商业低落和不断的入口过剩造成贫困，公元前2世纪许多城市内部纷争复起，加速了希腊城市的衰退。而与此同时，希腊本土对东方的依赖性在增强，其经济所需的工业原料大都仰给于东方。③希腊化世界经济重心逐渐向东倾斜。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的城市作为新兴的人口中心和经济文化中心，取代了昔日希腊的地位。
    希腊文明向东方传布，对于曾长期滞留在落后状态的地区，无啻吹入一股清新的开化之风，加速着当地生产力的进步。即使那些原先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对内外联系扩大的同时，经济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往昔尚存的闭关自守状态渐被突破，生产活动变得更富于活力。
    托勒密王朝统治期间，一度中衰的埃及经济出现复兴。当局为适应各级军政人员渴求土地的贪欲，一直在致力于扩充可耕地的数量，开发新农业区。著名的法尤姆农区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④土地一般由埃及土著农民耕种。在希腊人土地所有者的监管下，确定土地如何利用以及种植作物的品类，引进新的作物、家畜和新的耕作方法。当时还很重视农业、园艺业的专业化，建立了许多果园、酿酒作坊。⑤尤其是，伴同希腊商人而来的商品货币经济因素，开始嵌入埃及传统的经济结构。当地盛产的农产品已不再停留在自给自足状态，而成为输往地中海世界各地的热门商品。连王室作坊的生产，也在很大程度上而向国外市场。埃及商业势力已扩至北非沿岸、爱琴海、小亚细亚、黑海、叙利亚、印度甚至东非沿海。埃及从当时十分活跃的过境贸易税收中获益甚丰，⑥繁荣了自身经济。此时的塞琉西王国也拥有出色的东、西方转口贸易。
    希腊化时代初期，各地奉行统一的或可以通行的币制，有利于打破经济壁障，促进彼此间互通有无。过去没有铸币而主要仰赖物物交换的东方国度，在托勒密王朝治下由希腊商人首次引进铸币。他们还建立起银行业务，作为一项国家专营事业。只有银行家有权发行和兑换钱币。地方上的银行家同时兼作本地政府的财政代理人，替国家收取税款，支付开销。⑦在这里，手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均受国家严密控制，大都由政府官员管理。政府对大约十几种手工业实行统制，按固定价格收购原料，产品在政府工场生产，在国家控制下分配和出售。当然，这种颇为活跃的希腊式商品经济活动。在东方的特定环境里，仍不能不受东方传统体制的规约。但无论如何，由此而激发的希腊商业精神的种子，在地中海世界四处撒播、生长繁育，编织起纵横交错的商业流通网络。投入交换的商品甚至有远自西班牙、不列颠、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等地而来的。埃及政府和有的商人从中所获利润往往高达20％或30％。⑧这个巨大商业网的建立，同日后长久维持的地中海商业圈有密切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