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各国的土地制度，同样反映出这个时代多重因素复合的鲜明特征。以埃及为例，由于希腊化的影响，私人土地占有制较前有了明显的增长，⑨但主导形式依旧是传统的国有制。托勒密朝的土地所有制其基本类型是希腊和埃及传统型的结合，以传统型为主。塞琉西王国亦大体相似，属东、西方混合型。东方国有制、农村公社和神庙所有制仍居统治地位，不过加入了马其顿-希腊征服者的大地产和城邦公民所有制一类的典型希腊形式。甚至帕加蒙这样希腊化色彩较浓的国家，土地制度也还带有显著的东方痕迹。从总体上说，东方各国土地关系方面的希腊化程度还相当有限，但土地私有的发展，毕竟对消除西亚某些残存的氏族制遗痕有积极作用。
    希腊化时代相对开放的国际大环境，为一定范围内生产技术和物质产品的交流、为生产力的增进创造了条件，也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生产关系的更新获得了重要的推动力、部分落后民族和地区（甚至包括希腊本土外围的马其顿、埃皮鲁斯、伊利里亚等地）开始被卷入国际经济圈，从而多少促进着本身的社会进步。当然对另一些民族和地域来说，由于种种原因，变化也许不那么显著，生产呈现停滞，甚至有所衰退。所以，对希腊化时代经济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尚须因时因地分别加以具体的考察。
    希腊文化向东方传播，以移民为载体。希腊化时代出现移民浪潮，汤恩比称之为“希腊人的第二次殖民化时期”。⑩持续的人口东移运动，无疑会扰动东方各国原有的社会结构。至于当时移民人数，尚无确切资料可资佐证。不过，据估测，在迁移高峰的公元前4世纪末和3世纪，其规模看来也不很大。即使后来移民浪潮终止时，也未出现一个希腊移民由东方返回故土的倒流运动。（11）这就是说，这股移民潮流实际上已经最终汇入东方社会的主流了。早在亚历山大在世时，即曾倡导过有名的“欧亚联姻”政策。他还身体力行，先后娶巴克特里亚统领之女罗克珊娜和波斯公主斯塔提拉为妻，并在苏萨为他的官兵们主持了奢华的集体婚典。该项政策虽未达成永久“合并”欧亚的预期目标，却似乎多少推进了希腊人与东方民族相互接近或交融的趋向。
    真正富有意义的血统融合，据说大约是从公元前3世纪末移民运动结束、社会出现一种稳定或均衡状态之后开始的。由于移民中妇女比例较低，大批希腊男子与东方妇女成婚。在西亚，一些家庭往往出现姐妹使用亚洲名字、兄弟使用希腊名字的现象。这是由于一些希腊定居者娶本地人为妻，遵照当时习俗。儿子多以父亲的语言命名，女儿名字则从母系的缘故。（12）在埃及，相同家庭里也同样存在希腊和当地名字。当一些埃及居民地位上升，并采用了希腊名字的时候，名字便不再是任何判别种族的标志了。在希腊移民和埃及土著居民之间，逐渐形成一个血统混杂的中间性集团。所谓希腊人，也只是意味着一个带有或接受了希腊文化影响的人，（13）“谁有希腊的思想观点，不论是什么国籍都可以是希腊人”。（14）埃及托勒密朝后期几位统治者，自托勒密十一世以下，到闻名于史的克莉奥巴特拉七世，无不显有混血的特征，相传后者的皮肤“是浅褐色的，很象白种人和黑种人的混血儿。”（15）但一般来说，希腊移民在东方总人口里所占比重毕竟太低，即使在其定居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如埃及，也还只是少数民族，土著埃及人以8∶1而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他们，（16）亚历山大城以外的希腊人恐怕总共不到10万。（17）因之，就总体而论，希腊人对近东人口的种族构成鲜有实质性影响。
    不过，希腊化时代马其顿-希腊和东方统治阶层的政治合流，仍是颇为引人瞩目的。西方征服者深悉，仅靠一时的军事威势不足以长治久安，尚须倚重东方原有统治人物的支持和襄助，有时则须维持当地旧制。他们执政期间大量吸纳波斯人、叙利亚人、埃及人进入国家机构任职。埃及统治机构的权力分配往往是：行政（政府官员）、军事（军官、士兵）方面，以希腊人为主，埃及人为辅；宗教（祭司）方面，则以埃及人为主。统治集团的合流，奠定了希腊化东方各国政治秩序的基础。
    在国家政体结构上，这些国家大体实行东、西方混合型，以东方专制君主制为主要形式。马其顿一希腊征服者在东方遇到的专制君主体制，虽与希腊城邦政制大相径庭，却较为适合其军事征服活动和建立庞大帝国的政治需要。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精心修复、顺势借用了这种现成的政治结构。他们大权独揽，一切重大事务皆决于宫廷。亚历山大以“阿蒙之子”和法老自居，一味仿效东方习尚，采用波斯皇帝衣冠朝仪，使其将士侍奉以跪拜礼。普鲁塔克说，亚历山大征战十二年，先后筑起七十多城，其中颇多以其名名之为“亚历山大城”。开创此种风气同希腊传统相违，从一个侧面映照出王权神化和个人崇拜的阴影。嗣后塞琉西国王安条克四世也自奉“埃皮法内斯”的头衔，意为“显应之神”。埃及托勒密诸王更是热衷于称神弄权，以“神”的名义签署敕令，全盘承袭法老旧制，恢复娶姐妹为后的作法，以谋保持王室神圣血统免遭“玷污”。东方希腊化各国，不论埃及抑或塞琉西，基本上都继承并扩充了原先那套中央集权的庞大官僚统治机器。与其说这个时期东方各国的政治结构“希腊化”了，倒不如说这些国家当权的西方征服者显现了某种“东方化”的征象。有人说托勒密诸王逐渐被埃及“同化”，（18）似亦不为过。
    但另一方面，东方固有政治结构里也掺入了某些显明的希腊成份，即城邦民主政治的影响。希腊移民曾陆续建起一批新的城市或移民聚居地。大都会式的城市纷纷崛起，是希腊化时代一大特点。它们地处要津，人口稠密，商贾云集，文化昌盛。连巴勒斯坦这片不大的地域内。也建起过三十座新城。（19）希腊移民引入或保持了他们熟习的城邦制度，这类城市大都享有一定自治权，（20）设城市公民大会、市议会，选举市政官员，有的还自铸货币。自治城邦虽然名义上仍隶属于王国中央政权，却已突破单纯作为政治中心的那种东方城市模式，而被赋予明确的经济意义，成为商品经济中心。而且，希腊移民引入的行之有效的商务法规，同样也在非希腊裔居民（如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中流行。（21）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城市的设置，其实也多少体现出希腊化统治者的战略意图。以埃及亚历山大城为例，托勒密王朝将这个都城建在地中海之滨，同历代法老定都于内地尼罗河沿线的惯例相比，显示出一种开放性态势。希腊人素以航海经商见长，自不可绝缘于海洋，同时也为了有效应付来自叙利亚和努比亚的强敌威胁。托勒密王朝奉行一项代价高昂的军事政策，依赖从海外不断进口木材、焦油、树脂和铁，以维持一支巨大舰队的造船所需。这样，就必须通过亚历山大港向北方出口埃及粮食，从事非洲象牙、黄金的转口贸易，来换取战略原料。（22）显然，这些考虑同希腊化时代埃及的特殊利益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