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城市还是当时地中海世界传输希腊文化的中心，希腊文化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产物，“希腊化文明如果没有城市是不可思议的。”（23）东方各民族正是经由这些希腊化城市及其居民，才有可能接触到希腊文化的精华与真谛。同时，希腊人也由此大大深化了自己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得以直接汲取东方多种有用知识和技艺。一方面是典型的希腊式神庙祭坛、议事厅堂、露天剧场、园林塑雕等公共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希腊语言、习俗风靡，另一方面又有东方的宗教巫祝、文化学术，汩汩渗入希腊人的生活和心灵。耐人寻味的是，希腊化时代最大的希腊文化中心已不在希腊本土，而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西亚的帕加蒙、安条克、塞琉西亚。不但经济重心，而且文化重心亦已东移了。
    其时学术气氛之浓烈，机构设施之完备，当首推亚历山大城。该城按当时最现代化的希腊城市模式规划，“主要特点是突出直线条，绝大部分街道笔直，纵横交叉成直角”，全城分五个区，“以开头的五个希腊字母命名。”（24）居民分区聚族而居，希腊人和外国人住东城，埃及人住西城，犹太人住戴尔塔区。该城既保有埃及文化，又有希腊文化、犹太文化，形成诸种文化并存、互渗的多元格局。希腊化世界许多最孚众望的学者，几乎无一不曾至此游学、定居。希腊学者有可能利用亚历山大城这一优越条件，认真研究东方文化遗产，以从事新的创造。因此，希腊化时代出现的以亚历山大城为代表的文化繁荣，决非偶然。
    在弘扬希腊文明及东、西方文明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希腊语言的流布有着突出的意义。在希腊化世界，希腊语不仅仍然是希腊移民的母语，希腊化国家的官方正式语言，而且也为东方许多其他民族的成员、特别是受过教育的阶层所应用，成为当时通用的国际语言。这种通行的国际化希腊语，亦即“共同语言”（common speech），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源于希腊阿提卡方言，使用广泛而持久，影响较大；其二源自多利克方言，为时不长，即告衰落。（25）以阿提卡方言为基础的希腊共同语，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部分方言影响，带有混合的色彩。一般又称其为科因内语（Koine）。其影响一直越过希腊化时代，持续到公元6世纪。科因内语也是一种学术或宗教的语言，希腊化时代几乎所有知名学者均以该种语言写作。它不但是著名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而且也是一些东方学者著述的语言。巴比伦人别洛斯、埃及人曼涅托都曾以这种希腊文撰写过有关本国历史的著作。
    希腊语在当时一些特定范围的影响，远比人们估计的要广泛得多。公元2～8世纪流行于埃及的科普特语，就是用希腊化带来的希腊字母拼写的，这比埃及原有的象形文字容易得多。（26）叙利亚语和阿拉米语中也吸收了很多希腊语外来词。公元前1世纪，一些巴比伦祭司是用希腊文来写祭奉献辞的。希腊语在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和西弗里吉亚甚至完全排挤了土著语言。后人发现，波斯边境偏远乡村的居民有用希腊文写租契的事例。（27）埃及也有类似情况。不但所有的行政性文件，即使是发自农村监工之手的文件，发给农民的税款收据，各种租契合同，乃至私人信件，都是用希腊文写的。有人对此作过深入研究，断定这些文件书信均出自职业公证人、书记员和职业写信人之手，大多数城乡下层居民并不懂希腊文，也不会说这种语言。（28）十分明显，希腊语的应用既颇具渗透性，也不能不受有一定的限制。
    回到“希腊化”本身的涵义，它只是意味着获得了进入统治圈层的东方国家上流社会的正式认可，而对广大下层民众的影响则是有限的。这就是说，实际上并不存在完全的“希腊化”。而另一方面，希腊文化对东方的移入过程又很特殊、复杂，尽管它作用的只是少数当地人，但他们身居要位，恰恰是传输文化所必须依赖的，最具影响力的那个社会阶层，由此产生的轰动或扩散效应，远在其所占人口比例之上。就此点而言，希腊化又非凭空杜撰，毕竟有其实在内容，而且大量事例也证明了这一点。
    希腊化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冲突之一，表现于希腊文化和犹太文化之间。当着希腊文化之潮袭涌而来之时，连一向严格恪守其古老传统的犹太人也出现了某种分化，分成了欢迎希腊化和抵制希腊化的两大派别。严守教义的耶路撒冷和犹地阿地区的犹太民众，大部分对希腊化持强烈抵制的态度。尤以“哈西第姆派”为甚。在他们看来，“希腊文化同偶像崇拜、无神论、不道德以及异教没有什么区别”，（29）而那些散居巴勒斯坦以外地方的犹太人，而对生活环境多种文化并存的现实，则一般比较难于规避希腊化不同程度的薰染，以致大都采取相对开放的态度。亚历山大城犹太居民原来讲希伯来语、阿拉米语，但久之便渐失其语言传统，接受了希腊语。公元前3世纪，众多亚历山大城犹太人已听不懂希伯来文圣经。在习俗方面，犹太居民也模仿其希腊邻居，组织商业社团。（30）会讲希腊语的犹太青年通过莎草纸书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及斯多噶派学说。他们十分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信仰犹太教的希腊人”，（31）毋宁说是一批希腊化的犹太人。
    不同地域间犹太人对待希腊化的不同态度，也与各希腊化国家的相应政策有关。一般来说，托勒密埃及政府的犹太政策较为宽和。托勒密二世当政时曾释放大批犹太奴隶，埃及犹太人在宗教事务中享有颇大自由，政府免除了他们与其宗教信仰相抵触的义务，无须对国王表示和对上帝同样的崇敬，其宗教习俗在亚历山大城和其他城市不受阻挠，（32）埃及犹太人中除少数发生信仰转移外，绝大多数还是恪守传统宗教，只是在非宗教领域接纳了希腊文化，与此适成鲜明对照的是，塞琉西王朝在巴勒斯坦向犹太人推行强制性的希腊化政策。安条克四世不尊重犹太人的信仰传统，在耶路撒冷和其他村镇强令施行异教习尚，废止割礼和不食猪肉的戒律，逼迫犹太人放弃独立，以至劫夺犹太教圣殿，直接进兵犹地阿，诉诸于血腥镇压，这样便大大激化了与广大犹太民众间的矛盾。（33）公元前168年爆发的马加比起义，可以看作是对这种强制希腊化政策的激烈反应。
    但在希腊化推展较为平稳的埃及，则“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兼具犹太和希腊特征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曾影响古代哲学，而且对早期的基督教也起过相当大的作用。”（34）托勒密二世曾召请七十二位犹太学者将希伯来圣经译作希腊文。诚如埃班所言：“如果没有希腊文《旧约全书》，原始基督教的传统，就不可能使讲希腊语的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也绝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宗教。”（35）以“基督教之父”而著称的亚历山大城犹太哲学家斐洛，在希腊思想与犹太一神教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他将斯多噶哲学、柏拉图的理念与犹太神学相糅合，对形成早期基督教义有很深影响。无怪汤恩比说“基督教披着古代希腊的外衣。”（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