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史学界，迄今为止，对日本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所谓“锁国”时代，仍存在一种望文生义的因袭的理解和解释。如近年出版的，解放后由我国大陆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日本通史》就作了如此论述：“从1639年颁布最后一次锁国令到1853年美国叩开锁国大门的200多年时间里，日本在国际环境中完全处于孤立状态。”“锁国政策的实施，堵塞了日本人了解世界，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途径。”①
    无可否认，“锁国”政策的实施，确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当时的日本人对世界及其先进的科技文化的了解。但是，如果真象以上引文所述，“锁国”时代的日本几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的社会，那么，我们首先应怎样解释这一矛盾：“兰学”（注意：它本身就是西方文化在日本的{K5D107.JPG}变）为何能在“锁国”的年代里孕育成熟，并最终导向涵盖英（国）学、法（国）学、德（国）学的名符其实的“洋学”？按照较权威的《明治文化史》的划分，对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三期加以考察：第一期是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一个世纪，第二期是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两个世纪，即“锁国”时代，第三期是19世纪后半期的二、三十年，即幕末·维新时代。②简而言之，日本的“洋学”发展史，是历经“南蛮学”、“兰学”至真正的“洋学”的历史。笔者在此重提这一日本史常识，旨在申明：200多年的“锁国”时代，并没有将这一历史绝然断开。相反，它是一段承先启后的历史。
    笔者在日本京都大学求学期间，承蒙导师山室信一先生指教，对这一问题作了探索，并较广泛地参阅了日本学者的有关论著，取得了一些肤浅的认识，现概述如下，以就教于学界师长同仁。
    一
    不少日本学者指出，“锁国”一词，是个极易引起误解的概念，尤其是将它理解为在近世的200多年里，日本对外关系的一种方式，以及政治、思想、经济、 文化的一种特征，或至少是一部分特征，则更为不确。③因为，“锁国，如直接按照字面解释的话，就是意味着阻断一切外交、贸易关系，处于一种孤立化的状态。然而，宽永的锁国，决不是显示这种状态的锁国”。④那么，极易引起误解的这一概念是怎样出现的呢？这，当然应作为本文的切入点。
    一般认为，“锁国”一词的始作俑者，是长崎的通词（即翻译）、兰学家志筑忠雄（ 1760-1806 ）。1801年，他译出了德国人恩格尔贝特·肯晋弗（Engtlbtert küempfer, 1651-1716）的名著《日本志》的第六章，并以《锁国论》为标题。“锁国”一词，自此流传。
    需要说明的是，肯普弗的书中原有的观点，虽然也包含批评成分，但基本上是“锁国肯定论”。这，在原作的标题中就显示得十分明确：《论证日本帝国禁止本国人出海，禁止外国人入国，是出自非常恰当的理由》。⑤但是，志筑忠雄在原著问世100年后所以用《锁国论》的标题译出，是因为当时俄国的东进和南下， 对俄关系在日本具有了燃眉之急。以此为背景，同二藤平助写《赤虾夷风说考》，林子平写《三国通览图说》和《海国兵谈》一样，关心现实国际问题的志筑忠雄，也作了《鲁西亚志附录》和《二国会盟录》。“通过这两本著作看到了俄国东方经略之足迹的志筑，思考了锁国之是非，并且正是这一意识促使他翻译了本书。”⑥也正因为如此，“锁国”一词被当时的知识分子作为含有体制批判之韵味的概念加以理解，作为要求“开国”的对偶加以利用。
    《锁国论》并未刊行，它仅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锁国”概念的一般化、大众化，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从“维新”后至二次大战以前，日本国内曾就“锁国”问题进行过三次讨论，但焦点仍集中于“得失之争”，战后，这一问题虽也被多次提起，然而也大多不出这一主题。“锁国”一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约定俗成”的。
    近年，日本学者荒野泰典明确提出，应对“锁国”一词重新加以认识。他的主要理由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近世所有的日本人均没有将自己的体制称为“锁国”体制。“锁国”一词是由于志筑忠雄1801年的译作才见传于世的。他认为这一词汇脱离了历史的现实，使人对近世社会产生一种“闭锁”的印象。这样的词汇作为分析工具的历史概念，是不恰当的。第二，“锁国”一词没有正确地表现出近世日本对外关系的实态。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锁国”一词往往同近世社会＝自给自足的社会的印象相对应，但事实上近世社会不完全是自给自足的社会；二是“锁国”一词，将具有传统性的日本同东亚诸国、诸民族的关系，置于视野之外。⑦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表示赞同。因为，在西方人肯普弗的眼里，确实基本上没有日本和东亚的关系。而100年后志筑忠雄翻译该书时，日本同欧洲的关系， 又成燃眉之急务。近代以后，在“脱亚入欧”的风潮中，日本和东亚的关系，更是被轻视，乃至无视了。简而言之，“锁国”概念首先就是靠舍去同东亚诸国的关系这一前提才成立，并生存下来的。但是，如有些学者已经谈到，本文也将谈到的，中国对日本吸收西方科技文化及了解世界的影响，实在不容低估。另一方面，“锁国”一词本来仅被用以论证一种政策的利弊得失，而政策未必得于社会实态，我们没有理由将二者简单地加以等同。仅这两点分析，就足以使笔者感到有必要对“完全孤立”和“堵塞”的观点提出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