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导者：天文学者，通词。指导的时代：享保至宽政。关注的中心：技术。所起的作用：对西方优秀性的认识。
    （二）指导者：医师。指导的时代：安永至化政。关注的中心：文化。
    （三）指导者：士族。指导的时代：天保至明治。关注的中心：政治。
    需加注意的是，享保始于1735年，远在“开国”之前，但它在“洋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之重要，我们似乎已不必强调。
    在“锁国”时代，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至少仍保持着同中国、荷兰的交流。对此，连望文生义般地解释“锁国”的人也不会否认。也就是说，在当时，“西方文化的移植，有直接移植和经由中国汉籍间接移植这两条通路”。（37）问题是，我们对这两条文化传播渠道的重要性，是否具有足够的认识？
    五
    在“锁国”时代，由中国船舶载入的书籍，“根据数种舶来书籍目录的记载，其年输入量颇为可观，且其种类不是限于儒书，而是涉及到各个方面”。（38）经中国传入的“洋学”书籍，占最大比重的是地理学方面的著作，而通过地理学了解世界，无疑十分重要。因为“世界”这一概念，首先就是地理概念。当时，“以汉文著述的西洋人的世界地理书，相当流行、繁盛”。（39）由此可见，“锁国”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堵塞了日本人了解世界”。
    另一方面，通过同荷兰人（虽然有些“荷兰人”显然是冒牌的），日本人也不断认识了世界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近年，江上波夫等日本学者明确指出：“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生发出的具有新的文化、学术之活力的东西，从欧洲溢出，其波浪到达了极东的岛国，”“到《兰学事始》时代，即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方面已迅速接受了那种文化的波浪，并进而开始出现能动地呼求那种文化波浪的智识的对应力。”他们经过考察（考证）后认为：“西洋同时代科学书流入的通路，大致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出现。”（40）笔者认为，上述意见是符合史实的。据我所掌握的嘉永五年（1852年）穗亭主人蒐辑的《西洋学家译述目录》，“自延享时至当今（按：自1744年至1852年）的名家每年翻译出版的著述，达数百部”（据统计，所列举的译、著者为170人，译、著作为500部）。（41）“锁国”当时，“兰学”已呈如此盛况，实在令人对“堵塞”之说不敢苟同。
    值得特书一笔的是，对所谓的“兰学”，我们同样不能单纯作顾名思义，或望文生义的理解（尽管兰学大家大槻玄泽早已将“兰学”定义为“荷兰之学”）。因为，包含在“兰学”里的科学文化，有些并非荷兰血统，对此，我们可以试举几例：
    就融入“兰学”的德意志文化而言，最显明的例子，莫过于作为“兰学”形成之标志的《解体新书》。众所周知，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人翻译的这本书，是德国教授约翰·亚当·库尔姆斯（Johan Adam kulmus,1689-1745）的著作《解剖图谱》1743年刊行的兰译本。另外，当时流传的《外科治术》，也是德国教授诺伦茨·海因斯坦（Norantz Heinsten: 1683-1758）著作的兰译本，刊行于1755年。
    “兰学”中的法国科技文化也并不鲜见。在医学方面，法国医学家安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e, 1510-1590）的著作《外科学》的兰译本于1687 年流入了长崎，“由于帕雷，以前日本外科学所不了解的穿颅术、下肢切断术，血管结扎术等，现在都已学到了，这特别值得注目。”（42）在天文学方面，德拉朗德（de Lande, 1732-1807）的著作的兰译本也于1803年由荷兰商船带到了日本， 为日本历法的精确作出了很大贡献。（43）另外，法国僧侣阿贝·诺埃·肖梅尔（Abbe Noe Chomel，生卒年月不详）的《家庭实用百科辞典》的兰译本，也于1787 年传入日本。在幕府的支持下，高桥作左卫门等历经约30年的努力，译出了长达69卷的日译本，从而使涉及范围极为广泛的法国实用科学为当时的日本人所了解，（44）并且促进了日本“法（国）学”的发展。总之，如山室信一先生所述：“所谓的法兰西学，是在幕藩体制的胎内孕育的。”（45）
    同样，“英（国）学”最初也是包含在“兰学”中，并且是由它促成的。至少到18世纪后期，在长崎的荷兰语通词中，已有学习英语的情况。（46）1811年和1814年，随荷兰商馆馆员布朗霍夫学习英语的本木庄左卫门等人，编成了《谙厄利亚兴学小筌》和《谙厄利亚语林大成》二书，从而揭开了“英学”的序幕。（47）
    英、法、德学在“兰学”中的地位，以及“兰学”对英、法、德学的形成所具有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库尔姆斯和海因斯著作的兰译本，分别刊行于1734年和1755年，但在该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它们已经到了日本杉田玄白等人手里，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历经开普敦、印度洋、南中国海，虽千里迢迢，但所花费的时间，比以往仅一海之隔的中国文化到达日本还少。这说明，“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日本列岛已不知不觉地，慢慢地进入了东西世界文化共时性的圈内。”（48）
    简短的结论
    如同欧洲在历史上并不真正存在“黑暗的中世纪”一样，就严格的意义来说，日本“在国际环境中完全处于孤立状态”，西方科学文化的流入被“堵塞”的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时代，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 “锁国”只是一个由于历史的原因而被沿用的名词或概念。如同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同样存在科学的发达和进步，而且这种发达和进步为近代科学的飞跃奠定了无可否认的基础一样。不难设想，如果没有“锁国”时代所具有的西方科学文化的质和量，日本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是否会迅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
    我国对日本史具有精湛研究的前辈学者吕万和先生认为，为了求得对中日两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差异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必须精通两国的历史，特别是被迫“开国”以前二、三百年的历史，并作多方面的比较研究。他一语中的地指出：自1720年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西洋的学问在两国传播状况的差异，是造成近代历史发展差异的一大原因。（49）作为后学，拙作此文所要阐说的，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