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般认为，日本的“锁国”开始于德川幕府时期的宽永年代，以17世纪30至40年代的一系列法令，即所谓的“宽永锁国令”为标志。限于篇幅，在此对法令的原文无法引述。概括而言，我们可以参照朝尾直弘的意见，对这一意见基本没有异议：“归根结底，所谓的锁国令，就是以基督教禁令和贸易统制为内容的。”⑧如果这一概括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所谓“锁国”政策的序曲，实际上在丰臣秀吉时代就已奏响：
    1587年丰臣秀吉颁布禁止基督教传布令（即驱逐传教士令）；
    1592年丰臣秀吉颁布朱印状；
    1604年德川家康颁布朱印状；
    1613年德川家康颁布禁止基督教传布令；
    1633年德川家康颁布“锁国令”。⑨
    德川“禁教”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政权，这似已成为不争的结论。对此，管宁在《世界历史》1983年第1期中有专文阐述。那么， 丰臣秀吉“禁教”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结论似乎也是同样的。早在50年代，铃木良一先生就指出，丰臣秀吉“极力求达专制性的统一”，而“神国和邪法是相对立的”。⑩60年代， 朝尾直弘就此写道：“归根结底，禁止基督教传布令是集权化的步骤。”（11）70年代，海老泽有道认为，“就传教士驱逐令来说，基督教问题实际上是居于从属地位的，主要着眼的，是集权制的建立。”（12）80年代，高木昭作明确表示：“丰臣秀吉驱逐传教士，是对不包括天皇在内的神的拒绝和否定的反应，是专制化或集权化的步骤。”（13）另一方面，统制贸易的努力，如上所述，实际在丰臣秀吉时代也已开始。
    在历史座标的纵轴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禁教”和“统制贸易”方面，丰臣政权和德川幕府的相继关系。那么，横轴上的情况又如何呢？同样，当我们将视野扩大到整个东亚地区时不难发现，“禁教”和“统制贸易”，在当时并不是仅仅存在于日本的孤立现象。关于这两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概括如下：
    （一）各国传教、禁教的情况（14）
    1.日本：基督教传入于1549年。正式传道开始于1859年。1587年禁教，1612-1873年再度禁教。
    2.中国：宗教传入于635年，1249年方济各会教士开始在北京传教。1582年，马狄奥·利奇的传道，被视为正式传道的开始。1706年驱逐传教士，1723-1844年禁教。
    3.朝鲜：基督教传入于1777年。正式传教开始于1882年。1791-1882年禁教。
    4.越南：基督教传入年代不详。正式传教开始于1580年。1645年镇压基督教士、教徒。1825年禁止传教士入境。
    （二）各国统制贸易的情况（15）
    1.对船只的大小、结构、装置设备、乘务人员、搭载品（兵器、硝、硫、铜、米谷），中国均有规定，朝鲜均无特别规定，日本除船只的大小、结构外，其余各项均无特别规定。
    2.对航行的目的地和期限，中国和日本均有规定，朝鲜均无特别规定。
    3.对输出、输入品，中国、日本、朝鲜均有规定。
    4.对贸易地（港）、外国人居住地（设施），以及特许贸易商人的设定（即禁止其他商人直接进行贸易），中国、日本、朝鲜均有规定。
    上述情况，在中国一般被称为“海禁”。所谓“海禁”，就是以禁止国内的居民或非近代意义上的国民私自出海，和禁止他们擅自进行海外贸易为中心的政策体系。日本学者田中健夫曾将“锁国”比作“海禁”，（16）我国学者姚曾廙在翻译加拿大人诺曼的《日本维新史》时，也对第二章“明治维新的背景”的第二节标题，用了“打破海禁”的译法。（17）笔者认为，这种类比和理解，是正确的。当然，由于“锁国”一词已约定俗成，我们似无必要对这个词汇本身加以修正以免造成新的误解，我们所要修正的，是对“锁国”含义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