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锁国”政策以“禁教”和“统制贸易”为主要内容。关于统制贸易的实施效果，由于它基本上属于经济史的研究范畴，和本文试图阐明的“锁国”政策对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这一主题无直接关系，故笔者无暇，也无意对此予以深究，在此权且援引有关专家的结论：“锁国是作为幕府统制贸易和基督教禁令相结合的结果表明出来的，如以贸易为重点的话，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即宽永锁国令以后，贸易反而增大了。”（18）也就是说，垄断并未导致对外贸易的萎缩。
    那么，“禁教”的实施效果又如何呢？毫无疑问，在“禁教令”颁布以后，日本的传教士和教徒确实受到过惨烈的打击和迫害。但是，如人所共知，这种情况并非贯穿于“锁国”时代的整个日本。如前所述，丰臣秀吉在1587年就已颁布了“禁教令”。然而，特别在当时的长崎，“严格地实施秀吉的命令，驱逐传教士，破坏教会，禁止教会里的宗教活动的情况并不存在，这是因为要借助于神父们的力量，在长崎开展对南蛮的贸易。”（19）同样，和前辈相比，德川幕府的“禁教”，也并非那么彻底。在作为对外窗口的长崎，由于曾以南蛮贸易为主，所以在那里，当时的文化是前时代文化的继续，“在那里，虽避免公然制作明示基督教信仰的作品，但仍为一部分信徒制作了有关基督教的作品，信徒还撰写了显示基督教信仰的文书。由于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不能认为长崎人已经从心底里抛弃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可以说幕府的禁教令距离实施相去甚远”。（20）对“锁国”时代幕府这种网开一面的政策，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正是这种“窗口”的存在，使西方的科技文化之风能吹入日本，催化“洋学”的产生、成熟和发展，使我们对“锁国”无法作望文生义的理解和解释。
    “锁国”或“禁教”在客观上的不彻底，同执行者主观上无意为日本的“洋学”史张贴“讣告”，是互为表里的。
    在基督教传道初期，排斥基督教的先锋是僧侣。但是，他们的立场，仅止于纯然教理上的问题，还没有达到将其作为大害于国家的邪教异端加以排斥的程度。“因为，那时候依然处于群雄割据状态，还未具体地产生国家统一意识，所以还没有将基督教的传播视为有害于国家统一的行为加以排斥，也还没有意识到其教义有背于我国体。总之，耶稣邪教观是伴随近世统一国家的成立而形成的。”（20）统一国家形成后，在德川幕府初期盛行的“排耶论”中，“邪教观”得到了体系性的强调。当时较有代表性的“排耶书”，有不干哈比安的《破提宇子》，雪窗的《对治邪执论》，林罗山的《排耶稣》，泽野忠庵的《显伪录》，以及新井白石的《西洋纪闻》。概括而言，从《破提宇子》到《西洋纪闻》的排耶书批判的要点，除了认为（教士）怀有领土野心以外，还在于基督教教义的非合理性和反伦理性（和封建道德的背离）”。（22）虽然这时对基督教的排斥，已经从纯粹的教义批判发展到了基于政治立场的教义批判，但同样没有将基督教和西洋学术文化本身联系在一起加以排斥。“例如，研究一下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排耶书不干哈比安的《破提宇子》和泽野忠庵的《显伪录》就可以看到，这些书虽然大致含有对教理的批判”，但“无法承认其中有对西洋学术的批判。”（23）即使在林罗山的《排耶稣》这本被认为有批判西洋学术倾向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也只是以朱子的所谓天园地方说批判耶稣会士鼓吹的地球球形说，（24）无法认为在该书中有将西洋学术和基督教联系在一起予以排斥的思想。必须明确，排斥西洋学术的思想活泼地展开是在西洋学术思想成长为和旧学问形成对抗，并动摇旧思想的兰学勃兴以后。（25）也就是说，是在“锁国”政策实施了一个多世纪以后。
    “禁教”和排斥西方学术文化的非等同性，不仅表现在思想学术界。在作为“禁教”重要手段的幕府“禁书”政策中，这种非等同性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书籍在当时科学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四
    对德川幕府的禁书政策，我们或许可以作广义的解释并涉及各个方面，但按照一般的理解，所谓的禁书政策，就是指作为禁教政策的一种手段，禁止输入和买卖有传播耶稣教之虞的舶载书籍的方针。“所谓舶载书籍，不用说是指汉籍和洋书，但其中的所谓禁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常识，则仅限于汉籍。”（26）根据这一解释，当时的所谓“国禁耶稣书”，据近藤正斋的《好书故事》所述，就是“自宽永七年，由欧罗巴人利玛窦等所作的三十二种书及邪宗门教化之书。”（27）这三十二种书，是指收入《天学初函》理篇中的《西学凡》，《交友论》，《职方外纪》，以及器篇中的《泰西水法》，《园容较义》等。另外还有《十慰》，《圣记百言》等。（28）
    从表面上看，“禁书”中也包括自然科学书籍，它们似乎也被禁，其实不然。这些科学著作所以被定为“禁书”，是因为它们全都被当作布教的手段，在序文中掺杂着有关教义的记述，同时还因为它们被收入包含许多传教书的《天学初函》里。如若不然，情况将不是这样。例如，《天问略》在宽永十六年被单独输入时，它的买卖是得以允许的。（29）另外，八代将军吉宗享保五年颁布的“新令”（缓和令），解除了对《天学初函》器篇中的《园容较义》等九书和理篇中的《职方外纪》，《交友论》二书的禁令。从《天学初函》的遭遇中我们可以看到，幕府的“禁书”旨在“禁教”，不是对西方科技文化的一概排斥。
    另一方面，“在江户时代，与输入汉译西洋学术书籍的同时，渐渐洋书，最初是荷兰文书籍也得以舶载输入，为洋学研究的发达作出了贡献。”（30）而由荷兰船舶载入的洋文书籍，遭禁的也是和基督教有关的书籍。据1641年10月31日的“荷兰商馆日记”记载，商馆长曾接到通知：“印刷的书籍，除有关医药、外科、航海的以外，不准带入日本。”（31）对这一史料，我们似乎可作这样的理解：当局者对当时的“洋学”最重视的学科的书籍是给予放行的。另据上述日记，将荷兰的科学书作为奉献物，或由封建诸侯订购输入的事例，是不少的。（32）正如中国和日本的著名学者吕万和、佐藤昌介先生所指出的：“纵然在‘锁国’‘禁书’的年代，德川幕府也不象清朝中期的统治者那样闭目塞听。”（33）“幕府对于西洋学术书的输入，原则上是准许的。”（34）
    不可否认，即使在日本封建时代（包括“锁国”时期）也并不缺乏因统治者的鼓励而使科学得以发展的情况。就江户时代而言，在它的初期，由于对科学的要求尚不迫切，故振兴科学无论是作为主政者的施策，还是作为社会民众的一般意愿均不显著，所以象《天学初函》的器篇中收入的科技书籍，能被轻易地打入冷宫。然而“从天禄、享保时代起，实证的学风逐渐风靡于学术世界，特别是历法的改革需要天文学、数学，医疗的进步需要医学、本草学，农业经营的改良需要水利、土木技术的氛围日浓……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需要的基础上，享保的驰禁才得以实施。”（36）
    从享保到明治，日本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吸收日趋活跃，并不断变化和深化。这种变化和深化，可概括为三个阶段：（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