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史学界对日本政党的研究相对地集中于二次大战以后，而对于二次大战前特别是政党政治建立以前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研究较少。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就这一问题分成“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和“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的特点及历史地位”三个专题进行初步探讨，不当之处，请多加指正。
    政党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时产生的。它是一定阶级的一部分，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即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并为维护其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从世界史来看，资产阶级政党是先于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日本也不例外。这是由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无产阶级还处于形成和成长时期，缺乏觉悟性和组织性的缘故所致。本文所要论述的日本资产阶级政党，是代表并为日本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有纲领、有组织的，通过议会选举以达到掌握政权为目的的政治团体。日本最初的一批资产阶级政党是在自由民权运动的汹涌大潮中诞生的，其诞生有着深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
    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家和地主要求分享统治权利。
    明治初期，国事初定，新政府“上下一心，盛行经论”。①“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问题，”②为把日本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为近代化的工业国，维新志士们兢兢业业，在只有间接经验可供借鉴的条件下，摸索着发展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列宁说：“这就是在亚洲只有日本，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③“殖产兴业”是他们提出的三大口号之一。
    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立，使发展资本主义有了先决条件。废除武士名称及特权，允许自由迁徒和选择职业，实行“四民平等”，扭转了落后的“农为本，商贾为末”的封建经济思想，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发展生产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土地改革和地租改正，使土地买卖合法化，在法律上确认了土地私有制。高额的地税和俸禄整理为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加速了自耕农的分化，促进了寄生地主制的形成。
    “殖产兴业”是明治政府扶植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一项重要政策，其实行以188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利用国家力量扶植资本主义发展，即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主要采取“官营示范”和“技术移植”，大办官营企业，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但同时也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发展。这种保护扶植制度“是一种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资本，用暴力方法缩短由旧生产方式到近代生产方式的过渡时期的人为手段。”内务④省编的《劝农局处务条例》（1880年颁布）第35条说：“除本局业务外，兴办生产事业亦属急务，但人民还没有这种意愿，所以暂且创办官立事业，示以实利，以诱导人民，故称之为临时事业。”⑤
    通过扶植，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发展。 农业获得持续稳定增长，总产值从1877年到1881年年增长9.2％；耕地面积1880年比1874年增加77万公顷。⑥工业方面，官办机械工业和矿山业都已被具规模；轻工业也有了发展，机械纺织厂由明治元年的1个增加到明治十五年的13个，⑦生丝增长了约333％多。⑧私人资本也具有了一定基础，1881年前私人兴办了104家工厂。⑨
    1880年后政府开始把除兵工厂以外的官营企业估价售给私人经营，正式进入全面保护私人资本发展时期。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特权大商人和新型近代企业家购买了这些企业，如：三菱购买了长崎造船所、佐渡金矿、生野银矿、高岛煤矿；三井购买了新町纺织所、富冈制丝厂、三池煤矿；古河市兵卫购买了院内银矿和阿仁铜矿，⑩他们摇身变作近代的大工矿企业主，逐渐发展为“财阀”。
    明治政府是由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把持的“藩阀政府”，在维新之际，开辟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特权大商人和新兴资本家及正在形成中的寄生大地主为了生存和发展还需要政府的保护和扶植，所以对政府的各项政策都给予支持和拥护。但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专制政府的各种机构逐渐成了阻碍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桎梏。自1880年政府开始把官营企业低价售给私人经营后，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大增，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政策感到不满，对自己政治上的无权--没有在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感到愤愤不平，要求分享统治权利，为自由发展创造条件。自由民权运动兴起后，他们或积极地参加或给予大力支持，就是为了从中选择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岩崎弥太郎（三菱总裁）强力支持改进党，自由党代表大中地主和商业资本家的利益证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日本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经济基础。
    二，西方先进文明的大量涌入。十九世纪中后期强大的英帝国成为日本仿效的榜样。
    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已久，就是在实行“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严密控制时期，作为一种潜流也在悄悄地流传。如果从1715年新井白石写成《西洋记闻》算起，到明治维新前夜，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兰学或洋学）在日本传播已达一个半世纪。1744-1852年的一百多年间，翻译西方书籍的学者共有117人，译书总数约500余部。向日本人最早介绍欧美议会制度的是1825年吉雄永室翻译的《英吉利人性情志》。众所周知，这时期的“洋学”是以“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佐久间象山语）作为加强幕藩体制的学术而被允许发展的，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1854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逼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惊醒了东瀛岛人的太平梦，幕府和许多藩相继派出青年武士留学西方，如：西周助、津田真道、森有礼、寺岛宗则、伊藤博文、福泽谕吉等。他们之中有的写下了当时西方的见闻，其中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就是游历欧美的产物；有的回国后翻译出版西方书籍，如：西周的《万国公法》，津田真道的《泰西国法论》等。国内的“洋学家”也著书立说，加藤弘之于1863年出版了日本最初的立宪政体论《邻草》，明治维新前夜又发表了《立宪政体论》，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德川幕府的官吏中也有介绍西方的，如：福田作太郎的《英国探索》，柴田则中的《日载-英法行》等。这些多是对西方表面现象的肤浅描述，而在思想上还缺乏较为系统的论述，仅此已使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们充分地认识到了欧美的先进和日本的落后，打破了过去的固步自封的狭隘思想，树立了师法欧美的决心。列宁说：“欧洲人对亚洲国家的殖民掠夺在这些国家中锻炼出一个日本，使它获得了保证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发展的伟大军事胜利。”（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