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2月各地民权派代表集会大阪，决定解散“爱国公党”，成立“爱国社，”从此自由民权运动有了进行宣传和联络的全国性机构。专制政府由于士族叛乱和因地租改正而引起的农民暴动，对于“爱国社”的成立感到非常恐惧，于是采取了拉拢（拉板垣入阁）和镇压（颁布“新闻条例”和“谗谤律”）政策，使爱国社失去了中心人物，加之财政上又陷入窘境，不久不得不解散了。
    1877年6月“西南之役”正激烈进行， 土佐的“立志社”乘机向天皇提交了“要求批准成立国会请愿书”，对政府进行尖锐的攻击和弹劾。9 月“西南之役”结束，西乡自刎，标志着下野的“武断派”与反动士族联合以武力反抗政府运动的失败，原来迷信武力的士族开始转移到言论斗争方面来，促进了两部分人的合流，壮大了以言论为斗争武器反抗政府运动的声势，1878年4 月“立志社”决定再兴“爱国社”。9月召开再兴大会。次年3、11月召开的两次大会，决定把争取开设国会作为当前唯一的方针。1880年3月召开第四次大会，到会者有二府二十二县代表，他们决定把“爱国社”改名为“国会期成同盟”，向太政官呈递“国会开设请愿书”，结果被太政官粗暴地拒绝，“然而世间因被此等事件所刺激，国会请愿之声遂至翕然而起了，不仅全国各地的同志纷纷携请愿书入京都，甚至街头巷尾的归孺亦唱着国会开设的论调。”（24）11月在东京召开了同盟第二次大会，12月植木枝盛、河野广中等一部分有影响的盟员集会，组织了“自由党准备会，”发展了盟约。“国会期成同盟”和“自由党准备会”以及其他民权社团为日本最初一批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为何后年民权扩张论之急先锋概是当时的积极论者，这可以说征韩论者被击破后，对政府不得志是其中一因，延伸其主张成为急进主义政党出现的原动力。”（25）
    四，明治维新使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实践发生分离，只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知识分子发出欲求不满的呼声。
    德川幕府前期，封建武士是国家的职业军人，属于统治阶级，垄断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他们既是知识分子，又是统治者，政治参与意识--封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作为统治者的自我意识和政治参与实践--为上层社会成员，行使统治权利，属于统治阶级，还没有发生分离。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下级武士开始发生了分化，他们或者因生活所迫做了富家的养子，或者从事工商业，或者失去了主人和官职俸禄，成为“浪人”，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实践开始发生了分离。
    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道路，新政府除旧布新，“版籍奉还”不久，即着手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废除大名、公卿的名称，改称“华族”；废除武士及特权，改称“士族”；农工商统称“平民”，“秽多”、“非人”也列为“平民”，实行“四民平等”，可以相互通婚，宣布有迁徙和就业自由。对华族和士族的俸禄进行整理，通过渐进的步骤，迫使他们献出俸禄，用公债以三十年为期抽签偿还。1872年10月天皇发布征兵诏书，指出“苟有国家，必有兵备，有兵备，必得人人服役。”（26）次年，又颁布“征兵会”，开始建立常备军，这样武士们失去了他们以前赖以为生的职业--职业军人，而被迫去从事其他过去为他们所耻的职业。
    据1874年1月调查，全日本士族408823户，共有1892449人。（27）关于他们的情况，岩仓具视写道：“及废藩置县令出，士族离其常职，变家禄为公债证书，以些小资本从事未曾熟悉之业，遂至破产，……全国四十万户中，此类概非少数。……今日士族穷困，几达极点矣，”四十万户中，“有产业者大凡过总数之半，即达二十万户以上，其他士族大概无该施之术，徨徬于经营生计，”（28）生活陷于困顿，使他们颇有些留恋往昔，对新政府饱含怨气。“在维新当时，自由民权论者多限于过去组成特权阶级的藩阀士族，”（29）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上所述，士族--封建武士在德川幕府统治前期是兼统治者与知识分子于一身的，后期特别是新政府建立后，为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官僚机构，选用了许多士族到各级统治机构中，“废藩置县后，发现旧乡土（30）留在村内者，或为户长，或作其他官职。”（31）据1884年1月内务省户籍局调查，全国官员为13282人，（32）说明政府只是使非常小的一部分士族获得了政治参与实践--统治人民的机会，绝大多数都被排挤出政权之外，成为纯粹的知识分子，政治参与意识和实践发生了分离。他们虽丧失了过去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但是作为德川幕府时代在儒学、国学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士族知识分子具有着强烈统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新政府没有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政治参与实践机会，对日益发展的近代大工业，他们既感到陌生，又缺乏管理和技术经验，使他们空有“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大志，颇感失意，自然激起了他们对新政府的强烈不满。
    西方先进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五条誓文中“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由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控制实权的天皇制政体的存在，“立宪政治即政党政治”（大隈重信）（33）的认识，人民斗争的发展和武力直接反抗政府斗争的失败，使士族知识分子们认识到：武力是行不通的死胡同，只有通过言论斗争达到开设仪会，然后再结成政党，在议会斗争中才能寻找到实现自己政治参与实践的机会。
    五，阶级矛盾尖锐化，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
    土地改革和地租改正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农村中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加快了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寄生地主制的形成。从实际情况来考察对农民的剥削，新政府并没有较幕府时期有所减轻，因为地税率是以“不减少原来岁入”为目标而制定的。（34）明治天皇巡视东北时，琦玉县县令向天皇报告说：“如本县之下，大凡方圆十里，即交纳税一百万日元，是方圆一里即纳一万日元的比例，如此巨额，既使倾百姓之囊，焉能忍受住一时完纳。”（35）农民生活的贫困和艰苦，福泽谕吉描写道：“怜怜小百姓，婆娑陷地狱，五反（36）田地一人耕，夫妇养八子，种稻不能吃米，养蚕不能着绢，严寒冷风吹，炎暑酷日照，额头汗津津，其米……剩下唯糠糙，”（37）迫于生计被迫借债，至土地被兼并，沦为佃农，或涌入城里成为自由劳动力。
    工人阶级的状况从政府引进外国技术开办的高岛煤矿中可窥见一斑：资本家不顾工人死活、强迫工人采煤，工人连起码的生活都难以保障，“连牛马都不如”，（38）被迫举行暴动。
    据内务省户籍局的调查，1884年1月全国十四类职业中，农渔民和无产者从事的职业中，生活处于下等水平的人数最多，其中从者、雇人均达100％，农业60％，工业80％，杂业60％。下等生活水平是一年一个人衣食住所需为26日元15钱，这种收入仅能糊口度日而已。（39）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进行和征兵令带来的恐慌激化了阶级矛盾，农民以“一揆”（40）的形式反抗政府的斗争此伏彼起。仅1871-1874年四年间，全日本就爆发了90件，其中一万人以上的有11件，6件集中于1873年。（41）1873年正是“征韩论”甚嚣尘上之际，历访欧美诸国刚归的岩仓、大久保等人，从内部、外部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内治为先，反对征韩。西乡、板垣等五参议因此下野， 这就是说是人民（主要是农民）斗争在客观上阻止了“征韩”的进行。1874年“民选议院建议书”提出后，人民群众的斗争又刺激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