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的危机和冷战的明显结束促使乐观主义和西方胜利论重新抬头；但同时也有坚持他们对20世纪国际关系阴暗面的看法。在这个希望与绝望又一次发生冲突的历史关头有必要研究一下《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作者、绝对悲观主义者施本格勒的国际关系思想。
    国际关系理论家习惯认为，现实主义者对世界政治持怀疑的、悲观主义的看法。但是统治现实主义有可能受到一种反映更深刻的历史悲观主义观点的批判。这种非正统的、阿基米德式的观点认为，政治现实主义者已不再是真正的悲观主义者了，因为当代现实主义者的“悲观主义”与他们所持的关于在治理国家中遵循“现实主义”就能渡过随着大战而发生的文明危机的看法是相矛盾的。例如，在吉尔平关于“政治现实主义的宝贵传统”一文中就确实反映出了乐观精神，在他看来，“理性总有一天会战胜感情的这种希望构成了现实主义的核心，并且把所有各代现实主义者团结在一起。”
    在本世纪所有的思想家中，施本格勒是最彻底的历史悲观主义者。他的思想向20世纪政治现实主义中的乐观主义因素提出挑战。而且，他的历史悲观主义已被20世纪前半叶的诸多事件所证实了。例如，西方艺术传统衰落了；社会结构在瓦解；出现了恐怖的极权主义和种族灭绝；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面临核毁灭的危险；经济萧条；全球生态危机加剧；人口爆炸，南北差距扩大；等等。
    相对而言，关于施本格勒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地位问题并不引人注目，这并不是说诸位杰出的国际关系专家们忽视了他这个在历史哲学方面肆无忌惮的人。汤因比、肖特韦尔、卡尔、基辛格、阿隆、尼布尔、摩根索，还有哈勒等人都研究施本格勒，但他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还是没有得到承认，也没有人将他富于挑战性的思想结合到国际政治理论体系中去；由于未能把理论构筑在施本格勒关于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的悲观认识基础上，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已趋衰落。
    兰克对国际政治的看法
    本文从考察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著作开始。他和他的追随者代表了德国历史和国际政治思想的主流，是现代现实主义的先驱。这为讨论现代政治现实主义及其与施本格勒绝对悲观主义的关系提供了背景。因为第一，和施本格勒截然不同，兰克以一种明确的乐观眼光来看待国际对抗和现代西方的文化活力；其次，这位德国史学的鼻祖对20世纪政治现实主义的重要思想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例如，迈克尔·J·史密斯认为是韦伯“第一个精心、系统地给现实主义思想下定义”，但他没有深究韦伯的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德国根源。这些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兰克的一些政治和历史著作。
    兰克是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奠基人，创建了批判史学，开档案研究之先河。他的历史观是构筑在乐观主义基础之上的。与以尼采的方式肯定历史的非理性本质的施本格勒相反，他乐观地看待西方社会的国家间竞争与文化活力问题，他相信历史中理性和伦理的作用。作为一个历史主义者，他怀着炽烈的信念：非理性的各种表现形式、个别的自发性行为以及历史中的自由意志证明了一种超验的伦理道德秩序的存在。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万物之上存在着神圣的秩序”。与洪堡和德罗伊森一样，他认为是上帝在支配着历史进程，“每次在关键时刻出现的我们称之为机缘或运数的东西里都有天意”，兰克对历史的天道本质的笃信是他对欧洲国家间秩序的未来和工业时代西方文化的命运充满希望的源泉。
    兰克对强权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意义上的探索，使注重研究外交事务成为德国历史主义的传统。他对德国历史主义及强权政治思想有双重贡献。首先，他使德国历史研究和国际政治分析更重视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历史。在拿破仑争夺欧洲霸权造成的废墟中，兰克在提倡复兴18世纪势力均衡的思想，并把它应用到19世纪强权政治的世界中去起了重大的作用。其次，他的“外交政策优先”的观点确认了国家是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并强调外交政策的制定、实施必须有严格的依据。
    兰克认为，“1492-1789年间世界史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欧洲现代国家的形成、列强崛起及国家格局的确立。”在他的开山之作《列强》一文中，兰克回顾了面对试图称霸欧洲的法王路易十四及以后威胁更大的拿破仑的挑战，欧洲国家为保持“欧洲势力均衡”，维护“欧洲自由”所进行的成功的战争，说明欧洲势力均衡的维持有赖于一些强国的振兴（如威廉三世继位后的英国及重新征服匈牙利后的奥地利）和新兴强国的崛起（如彼得大帝领导的俄国及腓特烈二世治下的普鲁士）。需要强调的是，兰克将势力均衡奉为欧洲国际政治秩序准则，不仅是为了谋求保卫国际关系中宪法国家自主权，也是为了加强其文化生命力。他确信西方国家间彼此竞争的民族个性会防止欧洲国家对任何妄图建立“世界帝国”的国家拱手奉献他们的自由。于是，人们把欧洲国家通过维持势力均衡体系来保卫政治独立及文化个性的能力超验地称颂为表现了一种与“世界命运”休戚与共的卓越的“创造”。
    发展的思想统治了19世纪的史学思想。虽然兰克反对黑格尔设计的那种刻板、僵化的历史哲学体系，认为每个历史时期都是人类经验独特的、同样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他这种对多种多样历史的历史主义的尊重，并不意味着他对未来的乐观主义与发展的思想相矛盾。19世纪70年代末，兰克相信普鲁士君主制原则已经战胜了他认为会造成毁灭的社会革命。在施本格勒宣称西方处于没落状态以前不到40年的时候，兰克正在鼓吹西方取得了胜利。他以前的学生布克哈特看到俾斯麦统率的普鲁士成为大陆列强之首时感到忧虑，对德国生活的军事化感到绝望并预言了一个战争时代的来临；他在巴塞尔时的同事尼采也预见到了这个凶兆；而他却超然地冷静，错误地以为第二帝国的建立会巩固欧洲的势力均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