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尔格拉夫、戈比诺、布克哈特以及亨利·亚当斯等历史悲观主义者用“没落”、“颓废”、“荒芜”、“衰竭”等词语来描述西方文明危机，但是施本格勒早在他1936年逝世前的若干年里，就成了以真正富有启发性的方式来构想世界历史的第一位现代西方历史悲观主义者。在《西方的没落》中，世界历史尚表现为独立文明的兴衰嬗递，但后来他则将历史看作是一个走向灾难性大崩溃的过程，它“以悲剧的速度”迅猛发展，象一块剧烈颠簸跳跃，跌向深渊的滚石。
    用施本格勒来批判现代现实主义
    20世纪的政治现实主义者试图在对历史进行仔细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政治模型。摩根索、凯南、基辛格等人表述的政治现实主义包含了对过于乐观的18、19世纪历史学的怀恋；他们虽然摒弃了兰克关于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历史理想主义，但仍然继承了他维护现代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欲望和对现代西方文明的理性及发展本质的信仰；他们变相接受了他把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一个具有自主性的行为者的看法，接受了他的势力均衡理论和外交政策优先的思想，认为政治家有能力合理地运用权力工具，控制国际政治中的毁灭性的力量，把它维持在一个理性的水平上。现实主义的当代分支，以华尔兹和吉尔平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者也同意基欧汉的看法，认为国家“基本上以理性的方式行事，从而可以被局外人从合理方面来理解”。施本格勒虽然承认外交政策在传统上占有优先地位，但他提出两点理由来反对把国家作为一个理性的行为者的概念。第一，他认为，在无法抵制的力量下，即使是最“谨慎的”政治家也会被迫执行危险的政策路线。他把西方现代帝国主义描绘成一种足以支配“谨慎的”政治家的非理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其次，他对世界历史进程将会出现悲惨结局的预言增强了在理性的国际政治行为者身上蒙上的阴影。国家无力阻止文明的毁灭。外交政策优先是从腓特烈大帝以来的德国强权政治传统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自摩根索移植德国传统以来美国政治现实主义的主要宗旨。可以看出，施本格勒晚期著作中的彻底的历史悲观主义思想基本上否定了这条原则的理论基础。
    历史循环论是自修昔底德以来政治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
    兰克认为在近代历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在不断反复的势力均衡体系中演出的大国相互竞争的戏剧；在现实主义者马丁·怀特看来，“国际政治是循环往复的领域。要是托马斯·莫尔或亨利四世能看到二战后的国际政治，他们一定会因似曾相识而惊讶，……舞台更大了，演员更少了，武器更吓人了，但演的仍然是老剧目。”新现实主义者也持类似的观点。华尔兹宣称：“国际政治的本质特征是绵延不绝，模式再现，事件重复……”。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考察了历史衰落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但他没有得出施本格勒式的结论，反而象他“最喜爱的现实主义者”修昔底德一样，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就是一出戏，其中存在着“政治实体追逐权力、荣誉和财富的斗争”。
    施本格勒深沉的历史悲观主义使得人们对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的戏剧会在历史舞台上轮番上演这个基本的历史哲学前提发生怀疑。因为在20世纪，西方的活力和制造的紧张有可能将世界历史推到一个无情的、会导致灾难的顶点。在核时代，政治现实主义者当然承认历史终结的可能性，但是文明的终结是一个意外的偶然事件，而不是它的非理性及最终是自杀性本质的必然结果。所以，核时代的政治现实主义者，与以前的现实主义者一样，继续相信历史的不朽本质。归根结底，现实主义并非立足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而是更多地依赖一种值得赞扬但不会有任何实效的改良世界的愿望。
    诚然，施本格勒对现代性危机征兆的敏感可能夸大了其严重性，这是公认的。但是他的强烈的历史悲观主义思想的确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被政治现实主义者忽视了的国际关系阴暗面。
    （摘自英《国际研究评论》季刊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