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印度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时期，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兴起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印度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逐渐成长，由地区性活动发展到建立全国性组织，由要求参政权发展到提出民族独立目标，奠定了民族运动后来走向胜利的基础。这一段斗争历程虽不及后一段坎坷，但也绝非平坦，正是斗争的艰难使民族主义者中的有识之士，在19世纪下半期就开始产生了亚洲团结共同反对欧洲列强侵略压迫的思想萌芽。例如，著名的梵社运动活动家凯沙布·钱德拉·森在七、八十年代就提出，印度是亚洲的一部分，其命运与亚洲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并且说自己“是亚洲的儿子，愿与亚洲同欢乐共患难。”①他主张亚洲人团结，强调亚洲的前途取决于他们能否相互关心与合作。在这个时期，印度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情况还知之不多。部分民族主义者虽在日本与章太炎、孙中山有接触，但主要是寻求对印度革命运动的帮助，并没有太多了解中国情况。从他们的不多的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人民也同样受西方列强欺凌深为同情，对中国人民的反殖反帝斗争热烈称赞，积极支持，并自然而然地把中国人民的斗争和他们自己正在进行的斗争联系起来，以为借镜。
    反对鸦片贸易
    英国殖民者向中国输出的鸦片是在印度诱导农民种植的。印度鸦片主要产地是孟加拉（包括比哈尔）和马尔瓦土邦。孟加拉鸦片由英殖政府实行专卖。收购罂粟后，送到巴特那和贝拿勒斯两大鸦片厂加工成鸦片，然后运到加尔各答拍卖，再由以英人为主的鸦片贩子运往中国，走私入境。孟加拉政府既向种植罂粟的农民课以重税，又从鸦片拍卖中取得暴利。马尔瓦的鸦片是从孟买运到中国的，英殖政府征收高额过境税。鸦片贸易不但给英印殖民政府带来相当大的收入，对英国整个资产阶级说来，也是重要的生财之道。正因为如此，当中国人民掀起禁烟运动时，英国政府不惜两次发动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为了维护这项财源，英国殖民者一直欺骗印度人民，说鸦片贸易既然增加印度政府收入，就对印度有利。印度有一些大商人参与鸦片贸易，得利不小，在这个问题上和英国殖民者唱同一曲调。然而印度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却认为，这种贸易是以毒害中国人民为代价的，是不义之举，对印度的发展也不会有真正好处。他们不为殖民当局的甜言蜜语所惑，勇敢地起来揭露和抨击这个可耻行径。
    凯沙布·钱德拉·森在1870年就要求英国政府停止鸦片贸易，指出这项贸易“残杀千千万万可怜的中国人”，是一种“肮脏勾当”。1874年，民族主义报刊《甘露市场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中国人和英国人》，其中列举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的种种欺压行为，包括鸦片贸易，并得出结论说，中国人把英国人看作“恶魔”，是有充分理由的。②1881年，当著名诗人泰戈尔还是二十岁的青年时，写了一篇题为《死亡贸易》的文章，谴责英国殖民者的鸦片贸易。他说：“为了贪婪金钱，竟把毒品强行塞进一个国家的喉咙，这种残暴的掠夺，在这以前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愤然指出，这帮海盗打着传播基督文明的招牌，干的却是制造死亡的卑鄙勾当，斥责说：“用大炮把鸦片填进中国人口中”也叫贸易吗？“这种贸易和积累财富的方法只有用客气的口气才能称作贸易，它简直就是强盗行为。”③国大党极端派领导人提拉克对鸦片贸易也一直持强烈反对态度。他不止一次地谴责英国殖民者的罪行。1905年12月4日，在和一名叫林格尔的马德拉斯政府官员谈话时，他当面指出，英印政府为了扩大收入，竭力把鸦片运到中国，使中国人成为抽大烟的人，这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尽管这样做意味着大量金钱进入印度的国库。④
    鸦片贸易带给国库的收入每年到底有多少？英国殖民当局没有公布统计数字，人们的推算也各不相同。著名的印度国外革命组织卡德尔党领导人哈尔·达雅尔1913年在美国演讲时说：“英国统治者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以极低的价钱收购，再卖到中国，每年获利380,000万美元。”⑤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值得考虑，它至少能说明，数量之大是相当惊人的。
    印度民族主义者没有因为这是政府的一笔重要收入，就放弃反对鸦片贸易的立场。国大党温和派领袖、印度中央立法会议成员郭克雷1907年在中央立法会议讨论预算时，把鸦片贸易的收入称为不正当收入，并说：“我承认，一想到这种收入，我就有一种深深的耻辱感，因为这种收入是靠使中国人堕落和道德颓废而取得的。不管英国在把这种毒品强加给中国人方面负多大责任，鸦片贸易的税收是印度独得了，因此，我们必须准备放弃这种不光彩的收入。”⑥1911年，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当时鸦片税收入据认为是700万镑。他指出：“这是我们财政上的一大污点，因为它是建筑在使一个姊妹国家的人民道德退化的基础上的。”⑦这种以道德原则为重，不为英国功利主义欺骗宣传所惑的高尚情操，曾使立法会议大厅内外的英国人震惊不已。
    讲到鸦片贸易自然会联想到鸦片战争。对于英国用炮舰强行推销鸦片的这种海盗行径，印度民族主义者不少人事后说起来都是反对的。如著名国大党活动家、经济学家罗梅什·杜特1903年在其所著《英属印度经济史》中写道：“任何公正的历史家”都“不会支持帕麦斯勋爵为了强迫中国人违反政府的意愿让印度鸦片运进中国港口而发动的战争”。⑧甘地也讲到这个问题。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若干年以前，在中国和英国间发生了一场鸦片战争。中国不想买印度鸦片，但是英国人硬要把鸦片强加给中国。印度也应受到谴责，因为有些印度人也参加了鸦片贸易。”他气愤地说：“这明显是一种不道德的贸易，却颇为繁盛。……这种毁灭人类的勾当，一分钟也不应容忍。”⑨这段严厉的抨击可以说是为印度民族主义者长期坚持的立场作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