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远在南非的甘地，也同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一样，积极主张印度人效仿中国开展抵制运动。在著名的“八七”决议通过之前，1905年7月8日，他就在《印度舆论》上发表文章说：“我们知道，中国商会已成功地迫使美国政府屈服。寇松勋爵不是已经说了要报复吗（按：指要镇压人民的抗议活动）？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印度人该怎样行动难道还不清楚吗？”（15）当抵制运动开展起来后，他又在《印度舆论》上呼吁印度人民要像中国人民那样团结一致，把斗争坚持下去。在《印度会觉醒吗》一文中他写道：抵制运动已成为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人民是从中国学到这个策略的。”他接着说：这个方法很好，英国不能强迫印度人买英国货。但是，“我们的孟加拉人民能保持必需的团结吗？商人能为了国家利益承担牺牲吗？如果我们能肯定地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可以说印度真正觉醒了。”（16）1905年9月30日，他再次发表专文，题为《中国人和美国人》，总结中国人民抵制美货运动胜利的经验。他写道：“中国人抵制美货使美国受到的损失据估计为500万英镑，这导致了美国商人要求政府废除歧视性的华工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哪里有团结，哪里就有力量，就有胜利。这是值得每一个印度人铭记在心的。中国人尽管软弱，由于团结起来就变得有力量。”（17）
    印度人民抵制英货的消息反馈到中国，更增加了中国革命者的斗争勇气和信心。革命派的报刊报道了印度人民斗争的消息。章太炎也在《民报》上盛赞印度“拒绝外货”运动，并认为印度人民在斗争中表现出的勇敢精神，值得中国人民“则而效之”。（18）
    欢呼“中国的觉醒”
    20世纪初中国出现革命新潮及清廷实行“新政”的消息传到印度，印度民族主义者感到欢欣鼓舞。国大党极端派领导人之一奥若宾多·高士把它称为“中国的进步”（19）极端派主要领导人提拉克和正在南非领导印度人斗争的甘地则把它称之为“中国的觉醒”。（20）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和《辛丑条约》的订立，使中国面临被列强肢解的危险。进步的中国人，首先是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奋起救亡图存的迫切必要性。改良派坚持立宪的主张，图谋东山再起。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则主张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挽救中国。
    奥若宾多·高士认为，这个新潮流的兴起是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挑战。1907年9月，他在一篇题为《东方的复兴》的文章中写道：日俄战争对俄国的打击，迫使惊恐的英国统治者假装镇静，说日本的胜利纯属偶然。然而，另外的东方国家又在挑战了。“甚至中国也抛却了冷漠，睁开眼睛迎接朝阳的曙光。”“我们的英印报刊一直力图轻视这个可怕的事实，但现在也只好承认，东方民族开始要求新的生活，建立新的秩序了。”（21）
    甘地对导致新潮流兴起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欧洲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他认为“这种文明如今在中国，在每个方面都表现了出来。”（22）第二是日俄战争的影响。他认为“这个胜利在中国引起的震动，要比可能设想的大得多。”（23）关于新潮流的具体内容，印度民族主义者特别注意到以下几点：第一是留学运动。甘地写道：“中国青年数以百计地去国外学习各种技艺和科学。部分中国学生去了日本学习各种科目，另外一些人抱着同样目的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有七名属于皇室家族的学生最近去伦敦军械厂学习，另有一些人到了德国，学习克虏伯枪炮的制造技术。”第二是留学生回国传播新思想。甘地写道：“这些留学生不仅仅是学习有用的技艺和科学知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美国、日本和欧洲带回来了新思想。在这些国度里盛行的自由精神已渗透这批年青人的血液。他们回国后都竭尽所能促进中国的进步。”当时，在归国留学生中确实出现了一批杰出的革命宣传家。他们办刊物，写文章，翻译书藉，发表演讲，抨击清政府的丧权辱国，号召奋起革命挽救民族危亡。他们的宣传活动使民主革命的思想在中国开始得到广泛传播。甘地对此颇为称赞。他写道：这些归国留学生“在各地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说，开始把自己的理想灌输给人民群众。还创办报刊杂志。派人到各地开展宣传，对人民进行教育。通过这种种方法，他们就把自由和改革的理想的种子撒播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第三是报刊杂志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普及新观念发展新思潮的重要保证。西方资产阶级报刊对中国革命新潮流竭尽诬蔑歪曲之能事，有的甚至叫喊，要中国政府对革命的报刊及革命者的活动采取严厉镇压措施。甘地及时揭露了他们的险恶居心，鲜明地号召印度人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他写道：“很自然，每一个希望文明发展的人都应当欢迎（中国的）这些进步的迹象。”（24）这些话，字字铿锵，发自肺腑，表达了他对中国进步的由衷的欢迎。
    20世纪初中国的新潮流是革命的潮流为主，要求立宪的改良潮流也包括其中，两者有区别但还没有完全分离。新潮流之外，还有清政府的“新政”。所谓“新政”，是清朝封建统治者在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面前不得不采取的某些改良措施。“新政”与新潮流交相混杂，令局外人莫辨两者界限，把“新政”也视作新潮流的一个部分。上面提到的极端派领导人之一奥若宾多·高士就是如此。他在一篇回顾1907年东方国家变化的文章中，讲到中国的新潮流时，列举的有些事情就是清政府的“新政”措施。他说：“在这十二个月里，中国一直在教育、训练和武装自己，其速度之快是外界人士想象不到的。她已派遣一个考察团去西方国家考察，并决定在十年内实行立宪制度。她积极推动教育制度的革命化，使之适应现代化需要。她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除导致人民精神堕落的鸦片灾祸。她派遣成百上千的青年人到国外，主要是日本，接受训练，准备担当巨大的发展任务。”还讲到在改革军制，组建和训练新军方面，在从外国人手里收回关税管理权方面取得的进展，并特别提到中国“成功的外交努力，使英国对西藏发动的鲁莽灭裂的和强盗式的攻击取得的成果化为乌有。”（25）在另一篇文章里，他摘要转载了《先驱报》登载的清政府的一个通告，内容是招募发展工商业的人才，重赏使用。他表示希望，中国的工商业能很快像日本一样发展起来，并超过印度，说在印度，并没有正直的本民族的官员真正关心促进印度工商业的发展。（26）
    《甘露市场报》也给清朝的“新政”措施以很高评价。1909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具体描绘了自义和团起义后短短几年内，中国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奥若宾多·高士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自己又写了《中国的进步》一文，进一步作了发挥。他说，开办各级学堂，除人文和自然科学外，还教授军事知识，这就是使教育制度革命化。“当这个过程实现后，整个民族都得到军事训练，就是列强联合起来，也不敢碰她一碰。”这篇文章还讲到了中国开始修建铁路，并特别赞扬说：“铁路的建造是中国人自力更生进行的，未来的管理也由中国人自己负责。”（27）他称赞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