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义和团起义
    1990年中国义和团起义遇到英、德、法等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据一个材料说，英国先后从印度派出拥有1300人的英国部队，20000人的印度部队和17000人的非战斗人员到中国作战，其费用主要由印度担负。⑩这样，英国镇压义和团起义也同样损害了印度的利益。印度民族主义者对英国动用印度的人力物力去印度境外作战持反对态度。一些民族主义报刊激烈批评当局，远在南非的甘地，也在自己创办的《印度舆论》报上接连发表文章揭露英国统治者的这种做法。但他们都没有直接对义和团起义表示态度。这时，在印度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有一个人公开站出来表态，他就是加尔各答《索菲娅》周刊的创办者、编辑罗马班迪哈夫·乌帕底西亚。1900年，当八国联军正在疯狂镇压义和团之际，他在《索菲娅》上撰文，明确表示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欧洲列强镇压义和团的暴行。他本人虽已改宗基督教，但对各国传教士以传教为名在中国充当殖民者的鹰犬却感到十分憎恶，并把他们与其政府间的勾结称为“肮脏联盟”。（11）乌帕底西亚仗义执言，明知有风险，依然无所畏惧，这种大无畏的行动包含了对中国人民多么深厚的感情！殖民当局感到震惊，便来迫害他。他无法继续办他的刊物。只好出国。1903年他又回国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不久，在加尔各答创《晚报》，继续尖锐抨击殖民统治。1905年当孟加拉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分割斗争时，他因为立场激进，受到青年革命者拥戴，成为孟加拉激进派最早的领导人之一。英殖民当局害怕他，于1907年以叛逆罪把他逮捕。他于同年病死狱中。
    义和团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但帝国主义的暴行唤起了更多的印度资产阶级活动家同情中国人民的斗争，泰戈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自己的诗篇中激烈抨击帝国主义，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同情。罗梅什·杜特也是这样，对帝国主义列强镇压义和团起义表示强烈反对，他在《英属印度经济史》中写道：“1894年和1895年，中国被日本击败，欧洲列强都挤到那个衰老的帝国去夺‘势力范围’，……接着，中国发生了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的战争。西方军队用野蛮残暴行为对待中国的和平人民，从而使自己声名狼藉。”（12）这本书是1903年写的，离义和团起义被镇压只有三年时间。在那时就明确谴责西方殖民列强，同情中国人民，这是难能可贵的。
    效仿中国，抵制英货
    1905年，中国人民为抗议美帝国主义迫害华工，要求废除歧视性的中美华工条约，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发起者主要是上海工商界，得到了全国广大群众的支持，运动扩展到十多个省，给美帝国主义以有力打击。
    谁想到，这个消息传到印度，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却起了某种促进作用。
    这个时候，正是英印殖民政府宣布要分割孟加拉的时候，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正在酝酿中。英殖政府以“便于行政管理”为名坚持要把孟加拉分割为二，其目的是分裂那里的民族解放力量，并制造宗教冲突，转移人民视线，以此阻止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印度各界人士反对这种居心叵测的分割，多次要求殖民当局重新考虑其决定，但英殖当局不加理睬。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民族主义者认识到，光靠陈请、呼吁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斗争措施。在这以前，已经有人提出抵制英货的思想，这时人们开始考虑是否可以采取这个斗争手段。当人们还没有拿定主意时，中国人民抵制美货的消息传到了印度。它成了一副催化剂，帮助印度民族主义者下决心采取抵制英货的斗争手段。其所以能起这种作用，是因为：第一，中国人民抵制美货运动表明，这是一种比呼吁、陈请更有力的斗争手段，能够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既在经济上又在政治上打击殖民者，从而对它形成强大压力；第二，抵制外货势必导致工业品缺乏，从而促进兴办民族工商业热潮的出现，这对民族资本的发展有利。1905年6月22日，孟加拉周刊《复生》刊登文章提出：“中国人抵制了美货，印度人也应这样来抵制英货。”7月13日，该周刊又以《我们的决心》为题发表社论，号召抵制英货，以促使英殖当局撤销分割孟加拉的决定。7月17日，《甘露市场报》刊登一封来信，强烈鼓吹采用抵制手段，对当局施加压力。7月19日，《巴瑞塞尔之友报》写道：“孟加拉能仿效中国人抵制外国货吗？如果他们能做到这点，在他们前面，道路已经廓清了。”更有影响的，是极端派领袖提拉克提出的纲领性主张。他呼吁印度人民把争取司瓦拉吉作为斗争目标，而以司瓦德西、抵制和民族教育用为斗争手段。他特别强调说：“中国人民抵制美国货”表明，一个附属国的人民“能够用团结、勇敢和决心战胜他们的高傲的统治者。”（13）他不但号召采用抵制手段，而且拿中国人民的斗争作范例，鼓舞印度群众，增强他们的革命必胜信念。抵制英货的主张迅速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赞同。8月7日，孟加拉各地区各阶层代表在加尔各答市政厅举行大会，通过了著名的抵制英货决议。之后，抵制运动便在孟加拉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
    还有一些反面材料，也能够帮助说明中国抵制美货运动对印度开展抵制英货运动所起的积极影响。8月7日大会后第二天，《英国人报》在报道这一消息时说，“有几个中国人参加了”这个大会。“当他们看到，他们的同胞的行动鼓舞了印度人作出这个抵制决议时，肯定会感到惊讶的。”“八七”决议通过后，英印报纸《国务活动家》最初还故作镇静，以嘲弄和漫不经心的口吻说道：“那些对形成抵制决议负责的人无疑是受了中国人的榜样的激励。他们是太乐观了，竟至认为抵制欧洲货能够像中国人抵制美国货那样有效，况且中国人抵制美货的效果也只是表面上的。这种想象只能使欧洲人感到可笑。”（14）自然，不久他们就发现，抵制运动不是使他们感到可笑，而是感到可怕了。
    孟加拉的抵制运动开展起来后，印度各地群众纷纷要求把抵制运动扩展到全印。如马德拉斯玛哈阇那协会1905年12月2日召开的会议上， 就有许多发言者举中国人民的斗争为例，要求国大党把抵制运动推广到马德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