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若宾多·高士把中国的进步看作是在亚洲发生的最主要的变化之一，与日本的崛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20世纪初亚洲觉醒是个现实，正是日本和中国“在这个觉醒中起领导作用”。他说，中国人的优点是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出色的组织力，这是对付西方武器的重要力量。他表示相信，只要中国人坚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一个国富民强的新中国必然会出现在远东，并对亚洲其它国家的自由斗争提供积极的帮助。（28）
    在盛赞中国的进步时，奥若宾多·高士很自然地联想到印度，联想到他自己正参与领导的印度民族运动。他痛切地感到，印度缺乏一个自己的民族的政府，缺乏一个真正的权力中心，来把印度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引导到正确方向。印度的民族斗争必须继续下去，印度必须有印度人自己的政府，这就是他的结论。中国的进步使他感到倍受鼓舞，他不无理由地预言，如果中国也成了自由民主国家，印度处在亚洲一系列民主国家的围绕中，就定然不会允许自己继续长期处在英国的专制统治下，她的争取自由的斗争就会受到深刻影响而大大加强。（29）
    奥若宾多·高士把“新政”和新潮流混淆在一起，误认“新政”为新潮流，表明他对中国情况了解还不透彻。他对“新政”的评价明显地带有理想主义成份，与其说是根据事实作出的推断，不如说是在表达自己美好的祝愿。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无需苛求，重要的是，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一股热情的火焰在炽热地燃烧，这是他对中国的关心，是他对中国人民的深切的爱。这种真挚情谊比起他的具体论述更要宝贵得多。
    相信民主共和的原则在中国必胜
    当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时，印度的民族运动正处在低潮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的消息被英国殖民当局严密封锁，印度报刊即便得知一二，也不能登载。
    然而，当数年之后提到此事，无论国大党，或是其它民族主义组织，都一致确认，印度民族主义者还是或多或少了解到辛亥革命的一些真相并深受影响。国大党1917年年会主席安妮·贝桑特夫人在主席演说中说，日俄战争日本胜利，中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以及俄国十月革命这几件大事，大大改变了印度的政治环境，大大影响了印度民族运动领导者的观点。（30）在国外的卡德尔党组织常常拿中国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作为一个榜样，来鼓舞其成员的斗志。例如，党的负责成员之一穆拉·辛格说，如果中国人能够建立共和国，印度人为什么不能？“我们必须走中国和另外一些国家所走的路，实现印度的革命。”（31）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受到印度民族主义者深深仰慕，他被视作民族英雄，视作现代中国的缔造者，甚至被视作“下凡的天神”。（32）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并没有取得革命的完全胜利。连有限的革命成果也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代理人袁世凯篡夺。这种情况与同时期的亚洲其它国家（土耳其、伊朗等）发生的革命有相似之处。这些国家的革命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最后也都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扼杀。印度民族主义者为1905-1911年亚洲各国革命遭到失败而感到痛苦，但对未来前途并不悲观失望。奥若宾多·高士明确表达了这种心情，1916年他在自己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论述亚洲的前途：“亚洲人民同样接受了十九世纪的理想。尽管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在自我实现这个理想的第一次努力中遭到挫折，这个理想已取得到广泛传播，这是任何一个留心观察的人都不会否认的。”他表示相信，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肯定无疑的是，法国革命的原则--民族自主、自由、平等、正义必胜。（33）
    奥若宾多·高士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给予了密切注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洋军阀统治，这些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看来他是有所了解的。他以嘲笑的口吻抨击一切直接和变相复辟帝制的企图，坚信共和必胜。他写道，王朝纷纷垮台，包括中国的，德国的，奥地利的，葡萄牙的，俄罗斯的等等。共和趋势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现在确定无疑是要实行共和。企图复辟帝制或企图以临时独裁来取代共和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人民固有的民主情绪现在因接受一种统治的民主形式而得到鼓舞和增强，在和漫长的王朝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决裂时，中国也就和她的这个古老的社会因素诀别了。”（34）
    主张印度、中国、日本联合以反对欧洲列强侵略
    本文在开篇时已经讲到，印度民族主义者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已经有了亚洲团结思想的萌芽。这个萌芽在20世纪初进一步生长，逐渐形成一种思想体系。在它定型之前，曾出现过某些不完善的形态，印度、中国、日本三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欧洲列强侵略的主张就是其中之一。极端派著名领袖提拉克提出过这个主张。
    提拉克是从一位日本教授书中提到的一个古老传说得到启示的。这个传说的大意是：一个印度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相遇。他们用一把折扇比喻三国是一个整体，印度是扇的竹格，中国是糊在竹格上的纸，日本是把竹格连在一起的钉，三者合在一起才有完整的纸扇。以之喻政治，三国团结才有亚洲和平。提拉克很欣赏这个传说，这引起了他的很多联想。1903年4月28日， 他写了《东方各民族思想的一致》一文，特别提到了这个传说。对中国和日本发生的事情，他开始给予较多注意。在同年写的《亚洲的事务》一文中，他讲到亚洲受难的根源是亚洲统治权操在欧洲列强手里，欧洲列强已强占了亚洲那么广大的地区，还要把更多地区，包括中国变成殖民地。他大义凛然地说：“尽管印度今天是个附属国，没有印度人希望看到中国和日本也沦为殖民地。”（35）
    日俄战争日本胜利使提拉克十分高兴。他说，这个胜利对于欧洲列强宣扬的白色人种不可战胜的谬论是一个致命打击，说明有色人种在智慧、能力方面决不比欧洲人低。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其它国家的侵略这时还刚刚开始不久，提拉克对她的真面目还认识不清，以为日本会关心亚洲利益，会帮助亚洲弱小民族。讲到中国，他认为中国是东方大国，只要中国保持独立，就能遏制列强在亚洲的侵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提出了印度、日本、中国团结起来的主张。他写道，只要有共同的愿望，“这三个亚洲国家--日本、中国和印度就能够实现团结，这样，至少在亚洲东部，自由就能得到保障。”（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