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历史主义的另一个标志，是兰克首创的外交政策优先的思想。德国强权政治思想的这条基本原则最早出现在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政治对话录》中。兰克坚持认为政治领袖的首要职责就是力争使国家在列强竞争的环境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权力与自主性，所以政治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应该清醒而审慎地考虑到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势力；相对于国际政治而言，国内政治应置于次要地位；政治现实强加给国家的“最高法则”就是按照在强权政治斗争中，在“与‘对手’和‘敌人’对抗”中维护自身的目标来“调整自己的内部事务”；国内政治的最高目标就是为外交政策的需要服务，因为国家间“力量关系”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
    兰克关于强权政治的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5年间的德国影响甚巨。1890年，在俾斯麦被免职后，世界政策出笼。在兰克去世后四年里，出现了后来所谓的兰克思想的复兴。德国的历史和政治学家们开始用兰克的观点--即认为势力均衡体系中列强间的斗争是理解历史进程的关键--来分析帝国主义扩张时代的国际政治。这次复兴纠正了兰克的欧洲中心主义，认识到了欧洲政治势力范围之外国家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维也纳会议之后，兰克坚信在一个和谐的势力均衡体系中列强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得到缓解；而新兰克主义者虽然致力于把欧洲势力均衡体系转变为全球的势力均衡，但由于他们生活在一个帝国主义竞争和欧洲军备竞赛的时代，所以与兰克相比，他们眼中的国际关系则多些竞争和摩擦。这个新的流派给世界政策和帝国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奥托·辛茨在他写于1907年的关于世界政策和帝国主义的著作中，认为帝国主义的目的不是效仿罗马帝国的榜样，缔造一个新的世界帝国，而是为了把欧洲势力均衡体系推而广之，全球性的势力均衡体系将促进许多民族国家的共存。世界政策的著名支持者有马克斯·伦茨、汉斯·德尔布吕克、奥托·辛茨、赫尔曼·翁肯、埃利希·马克斯、马克斯·韦伯和腓特烈·迈纳克，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了新兰克主义者对于国际政治的态度。
    17世纪下半叶，势力均衡理论在欧洲国际关系理论中已经成为一种高度发展的学说。在18世纪，势力均衡原则被视为公理。新兰克主义者自然而然地被全球势力均衡的思想所吸引，这种思想支持他们在危险的帝国主义竞争时代增强德国的文化个性与行动自由的欲望。就象兰克乐观地认为民族主义能够巩固国际秩序一样，新兰克主义者也乐观地深信可以引导民族主义及现代帝国主义的伴生现象，通过使欧洲势力均衡体系全球化来建设新的世界秩序。
    施本格勒与欧洲势力均衡体系的破灭
    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施本格勒集中研究了兰克思想的两个重要主题：西方文化的生命力和强权政治。他曾预言他的这部大作将是对历史哲学的开拓性贡献，同时也是一本不落俗套的国际政治的哲学教科书，用以指导他的生逢一个世界大战和经济争霸时代、担负着治国重任的同胞。施本格勒对列强竞争很感兴趣，1911年的阿加迪尔事件促使他撰写这部著作，这一事件突然增强了发生全欧大战的阴影，而大大突出了俾斯麦去职后德国外交地位的衰落。
    这时，施本格勒的思想依然沉浸在兰克和德国历史主义的强权政治学说里，但他坚决反对把势力均衡原则奉为世界政治中的指令性准则。
    施本格勒的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哲学引人注目地揭示了兰克及新兰克主义者势力均衡论的一个根本缺陷，也即它对于维持独立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及在势力均衡支持下的生气勃勃的民族文化持有根深蒂固的历史主义的偏见；由于这种偏见的影响，新兰克主义者无法象施本格勒那样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扩张势力会摧毁传统的欧洲势力均衡体系，从而使西方某个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建立自己的优势。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施本格勒批驳了兰克对欧洲势力均衡体系的持久性及不朽的伟大欧洲文化的坚定信仰。兰克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支积极的力量，有助于维护受到拿破仑法国称霸威胁的势力均衡体系。相反，施本格勒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就看清了民族主义在与权力工具相结合时会产生出足以打破势力均衡体系的巨大潜能。《西方的没落》的中心部分是西欧文化周期与希腊-罗马周期的比较分析。施本格勒认为，如同古代的文化和文明以罗马帝国的形成而告结束那样，西方文明的相应周期也会随着日尔曼帝国的建立而达到它的顶峰阶段。施本格勒认为，拿破仑战争并不象兰克认为的那样确立了势力均衡体系，而是一个“各国之间相互倾轧时期”的开端，这是一个激烈的竞相争霸的时代，它的巅峰就是在西方形成一个极大的世界帝国。施本格勒强调这个新的政治秩序无法与非西方文化传统的敌国相抗衡，特别会遭到苏联和日本的强烈挑战。他没能料到美国的崛起。二战后的几年里，美国通过世界战争--这种方式大体上符合施本格勒的历史哲学--取得了对西方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国际经济霸权。
    施本格勒坚持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失败以前，在广大的、相互竞争的经济体系之间进行的军事斗争将是20世纪世界政治的特点。兰克没有预见到国际经济更替过程中的大动乱对国际政治秩序构成的威胁，重视兰克所注重的外交与势力均衡政治的现代政治现实主义者们，除卡尔外，对此也缺乏足够的认识。相反，施本格勒的世界历史和政治哲学断定在经济因素和世界政治之间具有深刻的相互作用；他大胆地提出了工业革命以来现代世界经济的增长是“异想天开的”、“危险的”、“几乎令人绝望”的观点。他想象现代世界的特点是充满“高强度的经济活动……过分紧张，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不可能维持很久”。这种看法是引人注目的，特别是当人们回想起大萧条，以及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和海湾战争所引起的国际金融市场紧张的时候，需要指出的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经济衰退，福利国家财政负担加重，全球性通货膨胀，债务危机，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经济竞争等许多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困扰西方世界以及在协调当代国际经济政策出现困难之前，施本格勒对现代国际经济体系是否能保持长期兴旺状况就已经产生悲观的看法。
    虽然他曾和历史主义者一起把历史称颂为理解既作为社会存在、也作为政治存在的人的最佳途径并且热情支持历史主义者的外交政策优先的学说，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施本格勒就坚决反对历史主义的乐观主义，反对发展的思想，反对对超验的秩序的信仰，这些也都是他的导师尼采所蔑视的；施本格勒对历史领域之外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对尼采开创的文化悲观主义的沉迷，使他的历史哲学视野更加开阔。在1923年完成了《西方的没落》的写作和修改之后，施本格勒的历史悲观主义越来越强烈并且改变了他的历史哲学，他的悲观主义远远超出了叔本华、布克哈特和尼采。施本格勒在完成《西方的没落》一书后，进一步提出一种论点，认为几千年来人们努力把在自然界发现的原料改制成进步文明的形形色色的人工制品，这个被康德、黑格尔、兰克、马克思和韦伯等人乐观地认为是理性的、积极的过程将在生态危机中达到顶点。他发现人类对环境的统治是精明的、残酷的。在1931年，他写道：“世界的机械化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过分紧张的阶段。地球表面的动植物，还有人类都被改变了。几十年间大部分森林灭绝，变成了新闻纸，结果导致了威胁全球农业的气候变迁；野生水牛等无数物种消失殆尽，象北美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等整个种族实际上已濒于绝境。”
    将近60年之后，各种各样的生态问题--酸雨，欧洲森林的灭绝，沙漠化，热带雨林的毁灭，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有毒的化学物质及核废料的排放，等等--都证实了他提出的关于现代工业文明不合理和毁坏环境的特点的意义。如今，生态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处于优先地位。此外，正如哈罗德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指出，今天单一的全球生态系统内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已经冲淡了政治现实主义中关于国内政策、外交政策以及主权民族国家的传统观念之间的传统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