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租改正后，农民斗争更加激烈。1876年12月三重县暴动波及邻县，有十万人参加，他们袭击官府，捣毁监狱，烧毁文件。木户孝允在日记中写到：“今日传来三重县农民起义消息，乃由于民生生活所引起，实不胜怜悯，不胜浩叹。兹者由于地税改革而发生种种困难，到处都有暴动发生”。（42）大久保也说：“处处暴动，人心之乱几如紊麻。”（43）终于迫使政府在1877年1月将地税率减低为地价的2.5％（原为3％），其附加税率则从三分之一减到五分之一。1877年4月士族反抗政府斗争的大爆发--“西南之役”开始，次年7月高岛煤矿工人举行起义，8月竹桥兵营哗变，……各种矛盾尖锐激化，为自由民权派同专制政府作斗争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即在客观上促进了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
    在上述内外各种原因相互作用下，1880年12月植木枝盛、河野广中等“国会期成同盟”有力盟员组织了“自由党准备会”，发表了简捷的盟约：“（一）扩充日本人民之自由，伸张权利。（二）、图国家之进步，增进人民之幸福。（三）国民共权。（四）树立立宪政体。”（44）政府在国内民众运动和舆论日益高涨的条件下，一方面加强镇压，一方面也感到：“立宪思想为世界的大潮流，非有司（官僚）之所能压制的，”伊藤博文说：“现今之世界，为宇内之大势所推致，非一国一洲之事端也。”（45）开始秘密地向各参议征求意见。众参议中只有大隈重信一人提出要立即实施以政党为中心的立宪政治意见，结果在上层统治者中引起混乱。1881年7月发生北海道开拓使处理国有财产事件，造成了自由民权派团结一致攻击政府，要求开设国会的形势，并频繁地讨论组织统一政党的问题。
    为缓和危机，政府于10月召开御前会议，宣布停止处理开拓使国有产业，发布诏书：“夙冀建立立宪政体”，“兹以明治二十二年为期，集合议员，召开国会，”（46）同时罢免了大隈重信、河野敏谦等自由主义官僚，这就是“明治十四年政变。”
    政变加速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诏书发布后，自由民权各派开始转而筹建政党，“国会期成同盟和自由党准备会的合并论期待着二者一致”，（47）于是“国会期成同盟已无存在之必要”，即为了同自由党准备会合并，10月17日召开会议，“推后藤象二即为议长，议定自由党盟约及规则，选举总理以下官员，”（48）29日宣布成立自由党，以板垣退助为总理。次年3 月因政变而下野的大隈重信等人组织一部分民权派社团建立了“立宪改进党，”主张“政治的改良与前进”。（49）不久，在伊藤博文、井上馨等元老的倡导下，以丸山作乐、福地源一郎等人为中心组成了御用政党--立宪帝政党，标榜“渐循进步，不拘泥守旧，不争急燥冒进，以求持久秩序和进步的平行，以保国安民而求改进为宗旨，”（50）与民权派政党相对抗。这样日本近代史上最初的三大政党：自由党、立宪改进党和立宪帝政党建立了。
    综上所述，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经济在日本发展的结果，是阶级斗争激化的产物，同时也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分不开。它的诞生是日本历史上进步的大事件，首先，从此日本国民开始拥有了政党这样一种具有一定纲领的经常性政治组织，逐步打破了“藩阀政府”的专制统治，使少数专权者不取再大肆地为所欲为，如1886-1889年间反对“欧化政策”和修改条约交涉的大同团结运动，避免了日本的全盘西化和丧失更多的主权。其次，为政党政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第三，通过政党的宣传和斗争，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普及，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我们也应看到因为日本是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所以决定了日本资产阶级政党在成立之初也不可能彻底摆脱封建残余的束缚和影响，从党员成份、党纲到领导权的控制，无一不反映出不彻底性和对明治元勋们的依赖，因而打上了深深的封建烙印，这也决定了在建立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克服重重困难。
    收稿日期：1992年2月28日
    注释：
    ①《一六○○-一九一四年的日本》，张阴桐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7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卷，254页。
    ③《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第25卷，22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261页。
    ⑤《日本经济史》，守屋典郎著，周锡卿译，三联书店，1963年，64页。
    ⑥《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世界历史》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87页。
    ⑦《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丰田四郎著，青木书店，1952年，上册，266页。
    ⑧同⑥，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