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整个世界急遽变革的时期，也是学术领域新陈代谢的年代。基于时代的变革与学术的演变，因此也需要不断地进行学科的重构工作。从历史学来看，它在20世纪的重构亦不绝如缕，以世界全局作为研究对象的世界史学科，尤其如此。世界史重构是本世纪史学发展的硕果，它在国际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之，揭示出世界史在20世纪重构的历史轨迹及其在中国的回响，并由此探求它的历史原因和积极意义，对我们的史学研究或许不无意义。
    一
    重构是革故鼎新，是对旧传统的批判和扬弃，把不合乎时代要求与学术更新的旧传统与陈见予以扬弃。世界史在20世纪的重构，同样需要进行这样的工作。
    在西方，19世纪是民族主义史学称雄的天下；在世界史的理论与编纂方面，表现为一种典型的西欧中心论思想，德国著名史学家兰克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一生著述甚丰，几乎为西欧每一个民族都撰写了一部历史，但他对西欧之外的其他民族则采取鄙视态度，因为在兰克看来，“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人类的思想只是在伟大民族中历史地形成的。”①他所说的“伟大民族”，就是他心目中支配世界历史舞台主角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在他的7卷本的《世界史》里， 广阔的世界被缩成西欧一隅的历史；在那里，兰克虽也十分重视世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但他所看重的只是通过拉丁和条顿民族的开创而遍及寰球的西方文化世界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他认为世界史的统一性依赖于西方文化世界的这种统一性。可见，在兰克史学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他的西欧中心论，这是贯穿他的史学活动的主导思想。
    在西方史学史上，形态学派史家斯宾格勒与汤因比从历史哲学层次对兰克的上述世界史陈说发动了第一次有力的批判。形态学派史家对兰克世界史旧体系的批判与扬弃，蕴含着不少新的世界史观念，提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新见：在形态学派那里，把世界史视为多种文化（或文明）兴衰的历史进程，这种文化（文明）有生有死，如同有机体一样，世界史已不再是国别史的总和；他们致力于对世界史的发展进程作出综合与整体的研究，与崇尚阐幽发微的兰克史学的◆◆之学相悖；他们抛弃了传统的一线历史发展观和“古代-中世纪-近代”的三分法，主张世界历史上各个文明都是“价值相等”的，②在人类历史各个文化（文明）发展的行程中，没有哪一种文化（文明）自认为比另一种文化更先进，未可妄加轩轾。
    总之，形态学派史家给人们描绘了一幅宏观世界历史的壮丽图景，是对兰克的世界史体系及其西欧中心论的一次有力的批判，为20世纪历史学家重构世界史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这种猛烈的批判具有解放的作用”③但他们的理论探索，并不能代替世界史编纂工作的本身，严格说来，不管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还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都还不过是一种哲学的思辩。
    在20世纪，最初在实践中从事世界史重构工作并取得举世公认成绩的却是一位非专业史家，这多少令人感到有点意外，此人就是英国生物学家与新闻记者H·G·韦尔斯。韦氏是赫胥黎的学生，曾在他的实验室工作过，因而韦尔斯的世界史著述难免不染上浓厚的天命论色彩。韦尔斯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深重危机与灾难，有感于这种灾难引起了人们普遍的不安与困惑。有感于19世纪民族主义史学的偏狭与局限，有感于西方社会的广大读者对非西欧地区的陌生与无知，于是他决心以一位非专业史家的身份，在1920年推出了初版本的《世界史纲》，以后又不断修订，一再重版，深受读者欢迎。
    为什么这样一部为一般读者写的世界史，能有如此历久不衰的魅力呢？我以为，魅力在于《世界史纲》的整体观念与世界眼光。该书的副题标为“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清楚地表明此书囊括了从宇宙天体、生物进化到人类形成、文明演进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用乃师赫胥黎的天演论定律贯穿始终，意在从“广阔的整体”④即全球眼光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传统的西方世界史编纂迥然不同，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尽管韦氏书中的具体论述或某些观点不无可议之处，但在20世纪前期重构的西方世界通史的著作中，他的《世界史纲》不啻是一部特具新意的作品，其价值迄今未失，重译的中文新版本在80年代初问世后，依然在新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
    重构不是改头换面，它需要创新，它应当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在史学上作出新的投射，把时间赋予它的新含义及学科整体化的现代趋势体现出来，这是一个更加艰巨的工作。如果以20世纪50年代中叶为界标，把本世纪的世界史重构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我们发现这后一段的世界史的重构与前期相比，充分地显示出了它的创新的特征。在战后史学新潮流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用全球文明的宏观历史视野来重新考察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于是把本世纪的世界史的重构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无疑受到了法国年鉴史学派所倡导的“整体历史”观的深刻影响，但综观战后的国际史学，对世界史重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作出过具体贡献的首推当代英国著名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在世界史重构中，巴勒克拉夫的突出贡献就是他倡导的“全球历史观”⑤。这一思想直接导源于1955年他出版的著名史学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他根据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生的急遽变化，审时度势，明确表示要重新研究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历史，并由此而醒悟到传统的世界史观已为事实所不容，必须“重新定向”。于是，他急切地呼吁说：“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⑥他指出新时代的历史学家应当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⑦这里所说的“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即是他后来所说的“全球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