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50-60年代，我国的世界史学科主要受到了苏联的影响。自苏版《世界通史》输入中国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对世界历史的基本看法，如60年代以来我国编写的世界通史教材，无一不受到他们的世界史观的影响。当然，苏版《世界通史》在我国激起的最大反响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重视与运用，但苏联的世界史理论及其《世界通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一些严重的缺陷，这自然也激起了中国世界史研究者重构世界史的渴望。
    新时期以来，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国外的世界史著作的引入，从数量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在这期间，中国的世界史既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也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前者尤甚。但不管怎样，中国的世界史从80年代初开始了新的探索的历史进程，“十年磨一剑”，至1990年集国内这一学科之精英、历时10年之久共同编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卷》的出版，标志着世界史重构在20世纪中国的新的起步。
    近百年来的事实昭示我们，在世界史学科中，“全盘西化”与“全盘苏化”都只能是一条死胡同。重要的是，中国的世界史重构离不开中国历史学家主体精神的弘扬。发生在本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中国史学界的关于世界史体系的两次大讨论，正是这种主体意识的一种萌动与发展。
    第一次讨论发生在60年代初，相对说来，当时较为宽松的政治与学术氛围，为这次讨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是年，首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文章，如有齐思和的《略论开展世界史研究工作》、（14）周谷城的《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吴廷谬的《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王春良的《试论世界史以什么为中心》等，接着，全国其他报刊也纷起响应。同年，在全国高校历史系范围内掀起了讨论世界史体系的热潮。总括起来，60年代初发生的这场世界史体系的大讨论，涉及到世界史的中心、世界历史的分期问题、东西方社会（尤侧重古代社会）的异同等许多问题，（15）但其核心则是反对西欧中心论的。
    现在看来，这场讨论实际上是建国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者为世界史重构所作的一次舆论准备。问题在于，在当时“左”的思潮及对西方文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思想影响下，讨论中的科学的求实的态度则显得不够。因此，在破除了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旧体系之后，如何重构新的世界史体系就不甚了了。
    第二次讨论发生在80年代初，这是在改革开放与新时期对历史进行全面反思的时代环境中展开的，直接动因则是为编纂多卷本的《世界通史》作理论准备。讨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具体筹划与组织，在《世界历史》与《世界史研究动态》两个刊物中设立专栏，渐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讨论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世界历史研究如何具有中国特色？怎样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
    这场讨论涉及到重构新的世界史体系的诸多问题，其中主要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的指导思想、在世界通史中如何正确反映中国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关于正确处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中心与非中心问题、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关于欧洲的中心地位及其欧洲中心论史观的批判等等。讨论中，各家各派充分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关于编纂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在指导思想上所取得的共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论，以此去研究与把握世界历史的全过程，分析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从而按照世界历史本来面目，展示一幅多姿多彩而又具有统一规律性的世界历史图景。
    回顾8年前的这场讨论，其立意与视界显然比20年前那场讨论要高出一筹， 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世界史学科自身的成长。后来，由于拟议中编纂多卷本的《世界通史》计划的中止，这场讨论也就此结束。但由此引发出来的如何开创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或重构具有自己特色的世界史新体系的问题，至今仍是一个使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魂牵梦萦和引为关注的重大问题。
    在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与世界史体系的重构中，要弘扬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精神，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充分发挥中国世界史家在这门学科中的独创精神。在这方面，周谷城、吴于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早在40年代初，周谷城就开始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进行教学与研究。在困难的条件下，他力排陈说，置当时盛行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通史体系于不顾，以中国历史学家的独创精神重构世界史。周著《世界通史》于40年代末出版发行，（16）全书4册，分列为：远古文化之发展、亚欧势力之往还、世界范围之扩大，平等世界之创造。除第四册未撰，从已出的三册来看，周著《世界通史》打破了用国别史编列为世界史的旧框架，反对欧洲中心论，着力于世界历史的全局或整体来考察世界历史。具体说来，他为世界通史设想了一个新的架构：第一册上古部分，讲的是6大古文化区的并立；第二册中古时代，阐述1500年地理大发现以前的世界史，讲的是亚、欧、非三洲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渗透、相互竞争、第三册，则以欧洲为叙述的重点，因为“16、17、18世纪，欧洲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上，确实成了重点。”（17）加上第四册原要阐述的“平等世界之创造”，颇能体现他的“高瞻远瞩、注意整体”的世界史观。倘若我们从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全局来分析周著《世界通史》及其整体的世界史观，与稍前的形态学派的世界史理论相比，它不是流于哲学思辨的宏观构想，而是付之现实的世界通史；与稍后几年的巴勒克拉夫所提出的世界史论相比，周氏的宏观眼光与具体构想也是有其独创性的。
    在第二次世界史体系讨论的前后，正是吴于廑为这一时期中国的世界史重构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时代。当然，吴于廑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追溯到60年代初，他与周一良共同主编了多卷本的《世界通史》，对后来的世界通史的编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63年前后，他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分册陆续出版。这些史学实践，为他的世界史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64年，他撰《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18）论文提出了古今历史家对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是其宏观世界史理论的雏形。1978年，他撰《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19）进一步阐述了、“世界历史是宏观的历史”的观点。 其后这方面的理论阐发一直没有中断，（20）迄至最近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置于正文前的专论《世界历史》。（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