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在这些论著中，为我们阐明了他的世界史理论。在我们看来，这一理论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他的整体观念与宏观视野。他认为，“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过程。”他的立论，一方面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精深研究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也是他把马恩的世界史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研究的学术结晶。他的系列论文：《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22）《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23）《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无不显示出他的宏观世界史理论的学术光彩。
    吴于廑对世界史的重构，大体是从研究15、16世纪的世界历史为突破口的。（24）在他看来，这两个世纪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他指出：“转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内部，首先在西欧，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人类历史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因这个变化而归于结束，资本主义开始以其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25）在这之前，他着意探究亚欧大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意在阐明此举对打破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闭塞状态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在这之后，他专注于西欧国家由农本而重商、而发生工业革命及其对整个世界的冲击，努力寻求这一变化给全人类所带来的更加深刻的影响，这些真知灼见都体现在前述的几篇宏文中。
    可以这样说，吴于廑重构世界史的成就其视野之宏阔其论见之独到，堪与当代英国史家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相媲美。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可不必舍近求远，一味去礼拜“洋菩萨”，自愧不如其神明。吴于廑的世界史论是完全可以立足于当代的国际史坛而又毫不逊色的。还要说明的是以吴于廑作顾问的世界通史新作：《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26）正如论家所云，它确是“一部创新之作，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体系方面，迈出了踏踏实实的第一步”，（27）较好地体现了吴于廑对世界史重构的宏观意向与具体设想。我以为，只要假以时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一定会在《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的基础上，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世界通史》，在国际史学界重构世界史的学术潮流中，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三
    近百年来世界史的重构，决不是一些历史学家离群索居、冥思苦想之作。从以上粗略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发生的世界史重构，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时代与社会变革的一种反映。人类文明史发展至今，还没有哪一个阶段会像20世纪那样发生过如此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马克思曾这样说过：“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8）在人类历史从分散发展到整体的进程中，至20世纪应是一个大转折。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一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在那时伏尔泰的史学思想中流行着这一观念。到了19世纪，民族主义史学风行一时，20世纪又让位于新的世界主义。从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这一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到历史急速前进的脚步。20世纪的世界主义不是对伏尔泰时代的世界主义观念的一种简单的复归，而是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声声呼唤，一种在史学上对18世纪的世界史（理论的与实践的）更具规模与深度的时代感应。
    本世纪以来的世界史重构具有重要的意义。无疑，它将首先推动世界史学科自身的发展，同时它还对其他相关学科的进步起到了某种启动与催发的借鉴作用。倘若由此来寻觅世界史重构的根源，我以为应当考虑到如下两点：
    其一，科学的整体化趋势对世界史重构的促动。本世纪以来，科学的发展已日益趋向于一种整体的综合研究，尤其是新科学技术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科学范型。美国科学哲学家T·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称：科学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范型”（Paradigm）的更替。从近两个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来看，19世纪的历史学是从其他学科中脱颖而出，日益分化，从而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到了20世纪，史学则表现为“回归”到其他学科，与它们交汇，显示出一种整体化与综合性的趋势。倘把兰克史学作为19世纪的史学范型，那么年鉴史学派倡导的“整体历史”与“综合历史”可以被认为是本世纪的一种史学范型。在这里，借用库恩的“范型”概念来考察后者取代前者的史学更新，对我们似不无启迪。同样，本世纪的世界史重构，以整体观念为其特征的新的世界史体系取代兰克的旧的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这也应当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两大史学范型转换过程中的必然趋势。
    其二，历史学的国际化趋势对世界史重构的促动。历史学的国际化（或世界化）是20世纪时代与社会发展的结果。有学者断言：19世纪是民族主义世纪，20世纪将是国际主义世纪。（29）不论是形态学派的“世界各个文明平等论”，还是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都是史学国际化趋势下的一种反映。置身于这样史学氛围环境下的历史学家，倘继续进行闭门造车式的世界史研究，仍把自己的研究课题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割断联系，那么，其前景将是十分暗淡的。
    事实上，历史学的国际化趋势已经或正在继续推动着“国际化”课题的历史研究，如奴隶制问题、封建主义问题、各国的现代化问题、各国的革命问题、法西斯主义问题等。事实还证明，各国历史学家是能够携起手来，共同对这些课题进行有效的合作研究的，而这些“国际化”课题的深入研究，重要的是为世界通史的编纂提供了一种眼光，一种从全球立场来重构世界历史的宏观眼光，不管这种世界通史是由多国历史学家通力合作，还是由一国历史学家独立成篇，而确立这种全球视野，对中外世界史研究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反之，重构世界史的史学潮流，又转而推动了当代史学的国际化。这种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情况，在60年代中叶以来的国际史学界得到了很充分的反映。可以预期的是，随着当代历史学国际化趋势的加剧，世界史重构将会赓继不绝，而可望走到历史学所有分支学科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