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克拉夫所要建立的“全球历史观”是与陈腐的西欧中心论的对立。这里不妨列出两点对此作些说明：
    其一，“全球历史观”要公正地对待与评价世界各个地区的文明，而抛弃了西欧中心论的成见与偏私。他指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因此，“在形成了今天的这样结构的世界上，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如同欧洲的历史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
    其二，用“全球历史观”重构世界历史，要注重世界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抛弃了传统的国别史汇编（或列国志）的世界史框架结构。在西方，从1736-1765年英国学者J·坎普贝尔辑集的《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史》（38卷）至本世纪初由H·S·威廉斯主编的《史学家的世界史》（25卷）及著名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大体上都还不能脱离国别史汇编的窠臼。与此相反，巴勒克拉夫主张：“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因而，要“特别注重世界各大文明及其联系和相互影响。”⑧
    诚然，世界史需要包括国别史或地区史的内容，并以此作为实现自身目标的一种必要的条件。所谓世界史的自身目标，简言之，即人类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分散的人群发展相互密切联系、形成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行程。因此，用“全球历史观”来重构世界史，不仅要公正地评估世界各个地区的文明，还要留意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由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出色地体现了这一点。这本地图集，对自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间的世界历史作了宏观性的考察。它用早期人类的世界、最初的文明、欧亚的古典文明、划分为地区的世界、新兴的西方世界、欧洲统治时期、全球文明时代这样7个题目，阐明了世界历史从孤立分散发展为密切联系的整体过程。在这里，西欧中心论的陈见受到了抨击，传统的三分法也荡然无存，图集制作者无不设法把世界各个地区与国家的史事置于世界全局之下，力图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性的客观进程，这是当代世界史重构中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也是颇能体现巴勒克拉夫“全球历史观”理论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以巴勒克拉夫为先导，在他的“全球历史观”理论的指引下，重构世界史日渐形成了一股史学潮流，不断推出了一批世界史新作，其中应特别提及的是W·H·麦克尼尔和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作品。前者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于1967年出版了一卷本的《世界史》，其书由欧亚主要文明的出现（至公元前500年）， 诸文明的平衡（公元前500-公元1500年），西方的优势地位三大部分组成， 无不立足于世界历史的全局，处处显示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⑨斯塔夫里阿诺斯亦为当代美国史家，他的《全球通史》（1970）更有甚于此。斯氏在该书引论中声言：世界史“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犹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而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⑩可见，他们两人在重构世界史时，其全球视野和整体观念与巴勒克拉夫的论见都是如出一辙的。
    晚近以来，在西方还有一些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他们对世界史体系的探索也影响了当代史家的世界史重构。在这方面，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了。沃氏在其《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卷《论资本主义农业及十六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和第二卷《重商主义和欧洲世界经济的巩固》中，用他自制的“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的新术语，主要从经济、贸易方面纵论了“世界体系”，在70年代末以来的国际学术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沃勒斯坦仅就经济这一点来考察“世界体系”，当然是不够的，但他从整体或全局着手来探讨整个世界的宏观方法，不仅是当代西方学术整体化趋势的一种反映，而且对当代西方世界史的重构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外，令人瞩目的是苏联科学院从50年代开始推出的多卷本《世界通史》，积极参与国际史学界的世界史重构。苏版《世界通史》由苏联史学权威E·M·茹科夫主编、汇集国内史学界精英集体编纂而成。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其指导思想，按社会经济形态划分历史时期，突出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注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强调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历史，具有大别于西方同类世界史作品的明显特色，在20世纪后期国际史学界重构世界史的行列中，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的开拓者与先行者。但苏版《世界通史》也有着十分明显的缺陷，如：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具体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简单化与绝对化的不良倾向；在评估世界各个地区与民族的历史作用时，所流露的夸大俄国和苏联历史作用的大国主义的错误倾向；在如何阐明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时，仍存在着国别史或地区史汇编的传统倾向等。总之，作为初创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通史体系，它还有许多值得我们重新探讨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在50-60年代国际史学界重建世界史的潮流中，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二
    本世纪伊始，在中国这块传统史学具有深厚根底的国土里，史学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当我们把视线从域外移向中国，不由发觉，新史学思潮如同破冰而出的激流，正冲击着古老的中国史坛，开始了对传统史学的攻讦。此种情况和同时代出现的西方新史学思潮颇为合拍，而且遥相呼应。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史并不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产物，它来自西方的输入。事实表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域外世界史的束缚与影响。如果从1895年英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至今，域外的世界史之输入中国，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大体说来，从上一个世纪末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国的世界史主要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其间译出的欧美资产阶级史家的世界史著作，仅通史类就有40余种（尚不包括大量的断代史、国别史等方面的作品），其中尤以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1）海斯、蒙恩、韦兰三人合著的《世界史》（12）及《迈尔通史》（13）等书，在旧中国史坛具有广泛的影响。韦氏之《世界史纲》前已述及，它是20世纪西方学者重构世界史的新作，而后两书（尤以海斯等人的《世界史》）则是兰克的旧世界史体系的翻版。就这样，在旧中国史学界，西方重构的与复旧的世界史著作都在流布，此时中国学者的出版物除个别外，多系模仿他人之作，在总体上仍是西欧中心论盘踞的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