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法国人由臣民变为公民是法国大革命中革命者的共识和追求的目标，刘大明从大革命时期“民族再生”问题着手，对此研究颇多。他在《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⑤一书中，全面回溯了大革命时期关于公民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并且结合历史背景，详细分析了在当时的环境下，革命者意欲塑造什么样的新时代公民，以及当时现实中关于公民身份的讨论。除此以外，他还对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戏剧、国民自卫军以及女权运动等课题做了颇有深度的研究。⑥他认为，与公民教育相同，革命戏剧也是实现“民族再生”理想的政治工具。革命戏剧反映了政治派别的政治理念和大革命的进程，对大革命乃至后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关于大革命的恐怖统治，这是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必须要面对同时又颇难评判的问题。张弛在《法国革命恐怖统治的降临：1792年6月—9月》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意大利法哲学家阿甘本提出的“例外状态”理论的启发下，力求将法国革命时期恐怖统治的起源、本质以及影响等等，纳入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中进行解释。在仔细梳理革命向激进和暴烈阶段转化的过程及其动因，并对恐怖的起源和性质做了深入讨论后，他颇有新意地指出，8月10日革命是主权的革命，是人民主权明确的自觉的表示，既侵蚀了“宪制权”，同时也导致了合法性的转移。在主权开启的例外状态中，恐怖统治开始了。由此，他认为，恐怖是一种全面例外状态下的绝对的决断，是对一类人不加区分的任意的且无任何罪责区分的惩处，是对一切被抽离于秩序之外的纯粹的生命的归置。⑦
    概而言之，关于法国大革命，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者主要关注和研究的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大革命的分期、热月政变的性质以及对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等人的评价的话，那么在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涉猎的领域和问题不断拓展和增加，例如，目前有多位中国学者在分别关注反革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以及旺代地区的“叛乱”等话题。⑧随着中国学者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原始资料，与国外学者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中国学界在法国大革命方向的研究水平提升得非常快。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少年轻学者在研究取向上已力求“去意识形态化”，并在增强历史主义意识的同时，高度重视原始材料的利用和解读。例如，张弛在前述论文中从全新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恐怖的机件与基调，分析未宣誓教士法令、流亡者法令、全面治安措施、爱国公民证书、监控疑犯、革命法庭、专员体制以及屠杀等恐怖统治的基本构建，既绕开了恐怖研究的“环境论”，又规避了“意识形态论”。作者希冀通过上述努力，力求使恐怖研究真正还原到历史自身。
    二、启蒙与反启蒙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启民智”是不少有识之士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与任务。与此相应，启蒙也一直是社会各界人士热衷谈论的议题。由此，与大革命专题相似，关于法国启蒙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也是中国法国史学界关注较多、成果颇丰的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的理论取向和研究视野都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启蒙运动中的分歧、法国启蒙运动与他国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反启蒙运动成为研究的热点。
    如有学者提出，在强调启蒙运动作为整体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启蒙运动内部的分裂，即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差异性。同样，在重视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的同时，也要联系同时代其他国家地区所发生的启蒙运动，如苏格兰启蒙运动、荷兰启蒙运动、意大利启蒙运动，甚至包括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运动，将这些启蒙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和研究。⑨还有学者则不仅关注启蒙思想与旧制度末年公共舆论中关于“民族主义”话语的关系，同时还着力研究“反启蒙”的问题。⑩反启蒙运动并不如过去认为的那样，是启蒙运动截然对立的阴暗面，实际上，它早已超出“旧制度”的范畴，并与启蒙运动一道，成为现代社会种种思想和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学者在较早即极为重视对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两大代表孟德斯鸠与伏尔泰的研究，亦对更为年轻且更为激进的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以及卢梭，特别是后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最近这10来年的法国史研究中，卢梭依然是备受关注的一位历史人物，相关研究进展颇大。例如，已有中国学者开始对卢梭在中国的接受史做系统梳理，反思在对卢梭思想的接受过程中存在的误读。(11)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年轻学者徐前进另辟蹊径，选择卢梭的病痛作为研究卢梭思想的切入点。他在发表于《历史研究》的相关论文中指出，卢梭的思想由启蒙向浪漫风格的转变，以及他去世后多变的历史形象与其身心病痛有关。与此同时，徐前进还撰文分析了卢梭与法国革命的关系，指出卢梭的思想有多样解读的可能性。(12)他的相关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学术界在“借用”卢梭的思想联系中国现实问题的同时，卢梭研究作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已经转入更深入细致的领域。
    三、近代早期与旧制度时期的法国
    随着中国法国史研究队伍的日渐壮大，尤其是一批在国内外受过良好训练的法国史研究新秀的加盟，此前中国学界少有涉及的法国史研究领域如今被一一拓展。例如，关于法国近代早期的地方赋税制度、乡村共同体等问题，成为一些青年学者的主要研究方向。在《近代早期法国的乡村共同体与村民自治》一文中，熊芳芳在考察了法国乡村共同体的起源、基本特点以及各种不同的自治方式的基础上，将乡村共同体的变迁置于近代早期法国社会经济形势以及王权扩张的大背景之中加以分析，得出下述结论，即：中央政府利用乡村共同体在近代早期所遭遇的经济困难，将其置于自己的“财政监护”之下。在掌握共同体经济命脉的同时，中央政府逐步实现了对这一地方政治单位的直接控制。(13)
    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贵族和教士这类题目也吸引了不少中国学者，如刘文立对于贵族中的长袍贵族群体做了初步的研究，分析了“长袍贵族”的形成以及他们与佩剑贵族间的融合。此外，刘文立还在另一篇论文中，详细描述了法国的特权阶级在大革命之前的历史变迁，以及他们在革命期间的消亡过程。(14)詹娜则较多关注近代早期的贵族。她在《近代早期法国贵族附庸关系初探》一文中提出，近代早期法国贵族附庸关系在两大政治危机——宗教战争和福隆德运动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王权借机渗入贵族附庸关系中，从而为绝对主义的形成打下基础。(15)黄艳红则针对特权等级中的教士做了不少研究。他在《试析法国旧制度末年的教会免税特权》一文中，从教会与王权在税收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这一角度入手，分析了君主制国家的局限性和内在矛盾。他详细分析了教会的组织架构，旧制度的财政体制与特权制度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及保守势力如何仰仗历史传统用以维护等级制度等方面，指出这些因素既是近代国家得以发展的框架，但同时也是抵制其对整个社会进行整合的阻碍力量。(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