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政治思想家中，早年中国学界关注不够的贡斯当近年来日益吸引着中国学者的目光，相关论著时有出现。韩伟华在其论文中探讨了贡斯当关于自由的理念。他在文中提出，贡斯当的原创性在于他将古典自由和现代自由相互协调，各取所长，从而建构一种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和谐并存的宪政体制。在另一篇同样探讨贡斯当思想的文章中，他详细分析了贡斯当的早期手稿《论共和宪制在一大国之可能性》，系统地阐明了贡斯当如何运用中立权理论，从而为有效地解决立法权与行政权间的冲突与协调这一两难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28)此外，崇明从个体自由的角度出发，认为将贡斯当看成是消极自由的提倡者掩盖了他思想的复杂性；相反，不能忽视贡斯当对现代个体自由的消极面的深刻批判。他指出，要理解贡斯当的自由主义，必须深入到贡斯当思想的内部，呈现其对现代个体自由的复杂理解，考察贡斯当如何在批判这一自由的消极性的同时辩护其正当性。(29)
    近来，法国政治思想史中最热门的话题无疑是托克维尔其人其著。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特别是当今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大力推荐，托克维尔的经典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突然“走红”，不仅各种中译本“洛阳纸贵”，而且，托克维尔及其观点不时出现在人们的街谈巷议当中。事实上，一些中国学者在上个世纪就已经高度关注这位法国思想家。在商务印书馆1992年推出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文版中，由张芝联先生亲自撰写的序言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中国学者对托克维尔其人其著更多的关注和更新的思考，仍主要出现在21世纪。倪玉珍在发表于2008年的一篇论文中探讨了托克维尔为何会从“政治”和“社会”双重视角考察民主。同时，她还指出，托克维尔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停留在政治制度层面考察民主，而是深入到社会关系、人的思想情感和民情里考察民主。因而，从“社会状况”这一独特的视角考察民主使托克维尔认识到，尽管完善的政治制度是自由的重要保证，但制度是需要依靠社会中的每个个人去维持和创新的。(30)崇明则从社会改革的角度去解读托克维尔的理念。他在相关论文中强调，在托克维尔的社会理论中，人们会发现他的道德主义追求，因为社会改革对托克维尔来说不仅是维护社会的利益和秩序，而且也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道德。(31)崇明还提出，《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要传达的根本信息，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和艰难。没有改革，革命难免；进行改革，引发革命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恰当的改革则可能再造一个自由的民族。(32)
    在时下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热烈讨论中，不少人认为，托克维尔的主要观点就是：“革命在苛政较轻的地方发生”、“繁荣加速革命到来”。这一思路能够在中国国内广为流传，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在阶级斗争论占据了数十年的中国学术界，能抛开阶级革命的思路去重新思考法国大革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同时，这一提法确实也为中国学者反思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新途径。刘北成此前也持相似观点。(33)值得注意的是，高毅在对所谓的“托克维尔悖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后认为，对于“托克维尔悖论”，即认为繁荣和改革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反而会导致革命这一观点，并不能贸然迷信，也不可任意解读，因为相关现象并不能充分说明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机理；大革命爆发的根源在于当时的人们在普遍遭受一些新形式的压迫，这些压迫不但在物质意义上可能较以往更加沉重，而且还多了一个能大幅度加重其严酷性的精神维度。换言之，高毅认为，在托克维尔看来，并不是“松动”引发了革命，而恰恰是由于新的压迫以及旧制度王朝政府取消政治自由的行政集权政策导致了革命的爆发。事实上，高毅多次提出，民主化进程中要想避免革命，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特权集团不可刻意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二是中央政府不可肆意压制公民的政治自由。腐败才是革命真正的催生婆。(34)
    六、有待开拓和加强的领域
    法国是一个富有史学传统的国家，其年鉴—新史学派更是在当代国际史学界享有盛誉。自张芝联先生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向国内介绍法国年鉴—新史学派以来，该学派的视野与方法成为推进中国80年代以后新史学发展，尤其是社会史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标志了中国史学研究开眼看世界的开始。自此之后，中国学界对年鉴—新史学派的译介持续不衰。费弗尔、布洛赫、布罗代尔、勒高夫、勒华拉杜里、杜比等人的代表作均有中译。并且，中国学者也日益重视其史学史研究。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马胜利翻译了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35)，并在译者前言中，详述了年鉴—新史学派第四代之后出现的分裂与紧张。除前文提及的几个领域之外，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中另有几个方向也值得关注。首先，工人运动史方面，沈坚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法国工人阶级做过研究；乐启良等也对“马提尼翁协议”中确立的集体谈判模式进行过探讨。(36)其次，法国女性史的研究也已在国内兴起，如庞冠群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研究以及汤晓燕对大革命中的女性服饰文化的探索就是例证。(37)
    然而，与前面详述的那些方向相比较，这些范围内的研究在中国学界仍基本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包括上古史、中世纪史、当代史等时段内的研究，亦亟须中国学者加大研究力度。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不短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者曾对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工人运动史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对巴黎公社的研究更是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著述丰硕之极。由于早年的这类研究或多或少带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色彩，在学术性上存在某些欠缺，加之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后人们的关注点随之出现了新的变化，导致此类曾是大热门的研究领域持续受到冷遇。对此，我们认为，如果说相关研究以前的“很热”并非完全正常的话，那么当今的如此之冷也同样难说正常。中国学者依然很有必要对这些领域进行更富有新意和学理的研究。进而言之，如果说学术研究贵在创新，那么从新的理论视角来审视既往的研究，以新的解释框架来处理老的，甚至似乎是已有定论的问题，仍不失为中国法国史研究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刘大明、张弛分别发表在《世界历史》2013年第5期“法国大革命与旧制度”专栏中的论文《巴士底狱的传说与真相——“专制主义象征”的建构过程》、《谁是无套裤汉？——身份意识与法国革命前后政治文化变迁探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除了研究领域亟待拓展，研究手段的改进、研究方法的更新也是当前法国史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大多数国内学者的工作仍要借鉴国外的二手研究，尚未具备独立发掘档案材料的科研能力。这成为制约我国的法国史研究乃至世界史学科发展的瓶颈之一。不过，近年来，国内学者赴国外一流学术机构学习深造的机会日益增多，档案电子化使得接触一手材料的方式变得更为多样化，国内学者掌握与解读原始档案的能力也正在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