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佐里的观点，反映了阿拉伯知识分子的觉醒，⑩但他的影响是有限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真正开端是在青年土耳其革命以后，特别是在实行“土耳其化”的政策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权以后，受教育的阿拉伯青年，为了保卫阿拉伯民族的权利，在巴格达和伊斯坦布尔，先后建立了许多政治组织。青年阿拉伯党人塔乌菲克·纳突尔，在政治上提出了建立类似奥匈帝国的二元体制，即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范围内的分权体制；在社会方面要求用西方的进步知识，提高教育水平以完善“乌玛”。纳突尔说：“当时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或者说阿拉伯主义对我们还不是很强烈的。对于我们，作为阿拉伯人，希望在奥斯曼帝国内就象土耳其人一样，具有同样权利和义务，并由土阿两民族共同组成帝国。”（11）
    1912年成立的“奥斯曼自治党”公开提出了奥斯曼帝国境内阿拉伯人独立的必要性，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新觉醒。（12）它主张实行地方分权主义，反对规定土耳其语为唯一官方语言，要求在各省、各级学校中都把土耳其语列为重要语言。该党领导者相信，以不同语言、习惯和传统混杂一起的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不可能实行有效的治理。1913年是阿拉伯历史上不平凡的年代。“伊斯拉赫”（改革）成为奥斯曼帝国阿拉伯诸省中政治文化的主题。1913年1月4日在开罗出版的《摩加塔姆》杂志的开篇，发表了《叙利亚的改革》文章，报道了叙利亚人民的改革愿望。1913年6月，埃及自治党在巴黎开会。会上，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基督教代表和阿拉伯穆斯林也暂置分歧，在自治、阿拉伯语为国语、扩大阿拉伯人在政府中的职位和法律及财政权方面取得了一致。青年土耳其政府也派代表同自治党谈判。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打破了阿拉伯自治者的梦幻。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一份名为《卡赫坦之子》的传单，（13）反映了阿拉伯自治者对战争的态度。
    这份传单的要点是：（一）战争关系着阿拉伯民族的命运，阿拉伯民族再不能“酣睡”了，因为“只要睁开双眼，就会发现敌人的刺刀正在刺向你们，敌人闪闪寒光的剑正刺向你们的头颅”。（二）唤起人民，不做殖民侵略者和专制暴君的奴隶。（三）号召阿拉伯人效法亚美尼亚人，用鲜血保卫民族权利和尊严。（四）呼吁紧急行动起来拯救民族危难。（五）一切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团结起来，反对“分而治之”。（六）土耳其暴君不能代表伊斯兰政府。（七）向反对阿拉伯改革的人宣战，复兴古代光荣，确立自治原则。
    从这个内容庞杂的传单中，可以看出阿拉伯的领导者在政治上仍然是要求自治，并没有脱离奥斯曼帝国的意向。但是，土耳其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英国对土耳其政策的变化。劳合·乔治的战略就是利用对土耳其“不忠的臣民”--阿拉伯人，为英国政府服务。对土耳其政府不满的麦加的艾米尔、谢里夫侯赛因，在战争发生7个月之后，主动同英国联系，并有多次书信来往。后来在英国的支持下举行了起义，但其认识境界并未达到严格意义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水平。尽管侯赛因本人未意识到这点，但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仍然和这次大起义融汇在一起了。特别是在他致麦克马洪的两封信中，提出了英国承认阿拉伯国家独立、废除英国特权和未来阿拉伯国家的疆界等要求，反映了这种强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
    如果把这些要求同费萨尔的要求加以比较，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轨迹就更为清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费萨尔周围汇集了一大批阿拉伯政治组织的代表。在费萨尔较为系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一点在发展轨迹上正好与侯赛因是重合的。这就是阿拉伯民族的地理概念。（14）他的深刻之处在于反对欧洲人把居住在沙漠与城镇的阿拉伯人分开，认为把这两地区视为两个民族是荒谬的。费萨尔与侯赛因在地理概念上的共识的核心在于：阿拉伯人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实体，是一个民族，而且必然形成为一个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这些观点，到本世纪30年代，成为阿拉伯世界政治文化中的经常话题。1938年，阿明·利哈尼以明确的语言谈到这个话题：“阿拉伯人早在伊斯兰教以前就存在，阿拉伯人即使在伊斯兰教、基督教不复存在时仍将继续存在。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阿拉伯主义高于一切。”（15）1939年，萨姆·沙乌卡特更详细地谈到这一点：“事实上，辉煌灿烂的阿拉伯民族的历史怎么说也已延绵数千年之久了，甚至可以追溯到欧洲人还棲居在森林、沼泽和岩洞的时代。那时，我们的祖先已筑起海岸，雕出塑像，制定出法典，也正是他们发明了第一条医学法则、几何学、天文学和阿拉伯数学……我们有权利怀念并称颂尼布甲尼撒、汉漠拉比、萨尔贡、雷米斯、图坦卡门时代；同样，我们对有象阿拔德·拉赫曼、迈克尔、阿拔德·马利克·伯马文、哈兰·拉希德以及马穆恩这样的历史人物而感到无比自豪。”（16）
    阿明·利哈尼和萨姆·沙乌卡特在这两段话中，把阿拉伯民族概念由地域方面深入到历史文化传统方面。在他们看来，阿拉伯民族概念虽不如伊斯兰教广泛，但时间要比伊斯兰教长；而阿拉伯人不同于土耳其人，他们有权反对叛教的土耳其人，脱离它的统治而成为自治的主权独立国家。这是1913年改革时期以来在发展轨迹上的一个新上升点。1933年，萨姆·沙乌卡在巴格达的讲演中提出民族独立的一大问题：军队。他总结了亚洲国家独立运动的历史经验，认为军队比金钱和知识更能“保护一个民族的尊严，消除耻辱和奴役”。（17）“一个民族若不能在充满铁与火的死亡职业中成为优胜者，它将不得不死于外国士兵的铁蹄与马靴之下……如果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安那托利亚革命中没有死亡职业训练的4万名官兵， 我们就不会看见土耳其在20世纪的复兴。”
    如果说在阿拉伯国家生活的民族主义者多注重于实际问题的思考，那么国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多侧重于理论的探讨。爱德蒙德·拉巴斯1937年在巴黎用法文写的关于阿拉伯团结的著作，批判了西方史地和人类学者关于种族连续性及阿拉伯领土完整的理论，指出阿拉伯人除了血缘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阿拉伯文化。这个文化的特征是：共同的宗教和语言，还有一个共同的地域。1938年他在布鲁塞尔发表了《我们民族的公约》涉及到阿拉伯人、阿拉伯国家、阿拉伯运动、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等广泛问题。他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具有联合一切力量、尊重各种信仰和个人自由思想的人，这些人立足于阿拉伯人的语言、文化、历史、独立和统一的共同感情，反对有害于阿拉伯的犹太人。（18）穆罕默德·加麦尔对上述论点作了补充，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分裂和混乱的因素，（19）必须反对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的理论比较粗糙，但在中东政治文化方面是很重要的，它在这个失去和平和稳定的社会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