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俾斯麦在三次王朝战争中，迫使德国资产阶级拜倒在他的脚下，在德国建立起一种俾斯麦式的个人专制主义统治。俾斯麦虽位居皇帝之下，但权倾朝野。他独揽首相大权，由他本人制定宪法，赋于他本人绝无仅有的权利。他有权在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发言，发起辩论和提出法案；一旦表决失败，也不能迫使他辞职。俾斯麦还独揽外交大权，控制总参谋部，简直成了帝国的监护人，成为帝国全部权力的化身。他决不允许在帝国内部有任何其他发号施令的机构存在。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治大事根本无权问津。只是由于俾斯麦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把德国领到“复兴的门槛”⑤，才使资产阶级得到某种满足。特别是俾斯麦对无产阶级实行残酷镇压，更使资产阶级欣喜若狂。在“非常法”实行的年代里，凡是进行社会宣传的各种组织、出版物和集会都受到封禁；政府可以随时宣布戒严，也可以不按法律手续逮捕和放逐社会民主党党员，仅在法令公布后两个月之内，就有521名社会民主党人被捕。
    俾斯麦的专制主义虽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别于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叔侄的统治，但却在某些方面近似于俄国的克伦斯基政府。被列宁称为小拿破仑和小牛皮家的克伦斯基，利用二月革命后的特殊历史条件登上了俄国政治舞台。1917年7月初， 他镇压了首都工人和革命士兵的游行示威，当场打死打伤400多人。 他踏着革命工人和士兵的鲜血，登上临时政府总理的宝座，下令通缉列宁等人；恢复在前线的死刑律，禁止士兵在前线举行任何集会，强制士兵对德作战；下令封闭了《真理报》和《士兵真理报》。七月事变后，克伦斯基窃取全部政权，并与反革命将领共同策划反革命军事专政。他企图迁都莫斯科，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借德国人的刺刀来驱散彼得格勒的“红色魔影”。十月革命前夕，他千方百计破坏和镇压布尔什维克的武装起义。但是，象一切反动的东西一样，克伦斯基的专制独裁统治也终于在革命炮火中垮台了。
    波拿巴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资产阶级是在对封建专制主义作斗争中起家的，它对专制主义有着深刻的仇恨。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广大城乡贫民都聚集在资产阶级的旗帜下，为资产阶级革命冲锋陷阵，在英国建立了英吉利共和国，在法国取得了雅各宾派专政的伟大胜利。然而，一当共同大敌--封建君主被打倒之后，那些和资产阶级一起从事反对专制统治的阶级，并没有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从原来的阶级上升到统治阶级的行列中，相反，却成了新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统治对象，城乡贫民群众一无所得。他们逐渐看清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虚伪性，没有感受到“人民主权”的温暖。因此，英国的平等派和掘土派，法国的无套裤汉和忿激派，既要求把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又要求消除资产阶级革命局限性，企图按自己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在看到他们面前主要敌人--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也看到他身后的小兄弟在向它要求民主和自由。为了保护私有财产，资产阶级自愿抛弃阶级专制主义，乞求个人专制主义，用铁腕政权打击来自左右的夹攻。克伦威尔护国政治和拿破仑第一帝国，就是英法资产阶级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被迫吞下的一颗苦果。
    随着近代工业的进步和劳资对立的发展，无产阶级能够觉悟到资产阶级政治先驱们的理论贫困。他们过去在理论上赋予人民的许多“天赋权利”，而现实中则一无所有。法国里昂工人、英国宪章派和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来进行斗争了。1848年6月，在巴黎又爆发了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第一次武装内战。 资产者被无产者的爆发力吓得胆战心惊，资产者想选举刽子手卡芬雅克为总统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没成想被阴谋家路易·波拿巴钻了空子，“宪法实施的第一天就是制宪议会统治的最后一天，在投票箱里放的原来是制宪议会的死刑判决书。它寻找‘母亲的儿子’，但找到的是‘伯父的侄子’。”⑥资产阶级又一次吞下了一颗苦果！
    1848年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国家到处陷入理想的使命和各种现实的前提的矛盾中。资产阶级已不再把立宪的代议制国家看作是全社会的共同理想，不认为建立了代议制国家就能解放人类，而把这个国家看做自己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现，看做自己的特殊利益在政治上的确认。出于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需要，他们不断强化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体现在议会和政府这两大机构上。”加强议会，是因为资产阶级需要议会这个途径来赋予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加强议会，扩大选举，有可能使资产阶级的敌人--无产者进入议会，获得某种政治特权，从而影响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稳定性。因此，资产阶级在他的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在不断限制立法权--如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年令限制和性别限制的同时，更大的程度上着力于强化政府，以增强自己统治的牢固性。路易·波拿巴、俾斯麦和克伦斯基统治时期，国家行政权都发展得更集中、更有组织，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这是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胜利的主要标志。
    行政权恶性膨胀，严重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权力制衡原则。由于资产者只关心如何维持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既定秩序，根本没有把国家权力的失控问题，作为民主化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因而它总是选择首先发展行政权而不是立法权。如果当立法权有可能妨碍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时，资产阶级甚至不择手段地破坏它。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愈来愈大的权力来镇压反抗，另一方面不得不逐渐剥夺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用以防范行政机关的一切手段。”因此，当行政权超常发展到连资产阶级都无法控制的时候，特别是遇到劳资冲突严重激化的时候，资产阶级一方面会依赖行政权对他庇护，一方面可能成为行政权的奴役对象。就象马克思所比喻的那样：“资产阶级曾把马刀奉为神，结果是受马刀的统治。”⑦由此可见，片面强化行政权是资产阶级被迫吞下波拿巴主义这颗苦果的主要根源。
    纵观波拿巴主义的全部政策，可以看到波拿巴主义的专制统治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直接对立物，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自我否定，它完全抛弃了笼罩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上面的民主假象，赤裸裸地暴露出它的专制本质。波拿巴主义是同发展的时代背道而驰，因而是短命的。尽管克伦威尔，拿破仑、俾斯麦和克伦斯基先后垮台，但在本世纪30年代，希特勒竟然重演了一幕波拿巴主义丑剧。它召示我们：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国家权力失控到不能为资产阶级掌握时，资产阶级的个人专制就要代替阶级专制。
    注释：
    ①恩格斯：《去年12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4页。
    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52页。
    ③J.M.汤普森：《路易·拿破仑和第二帝国》第96页，牛津1956年。其他4人得票为：卡芬雅克1488107票，赖特列·洛兰307119票，拉马丁17910票。拉斯拜尔36900票。
    ④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6页。
    ⑤F·朗格：《德国的统治》，转引自马里奥特《东方问题》第393页。
    ⑥马克思：《1848年-1849年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8页。
    ⑦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8、6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