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过导入反垄断政策，根本变革了以往以财阀家族及其代理人为核心的封闭性企业经营体制，直接引发了一场“经营者革命”，为经济高速增长机制的形成奠定了有利的微观基础。
    这首先表现在企业尤其是大垄断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大批更新方面。在解散财阀之前，大垄断企业的经营管理大权，一般都掌握在财阀家族成员及其代理人手中。他们往往是凭籍对企业资本的占有权和家族继承关系跃居经营管理的高层领导岗位，而未必具有多高的实际经营管理水平；且还往往因过份追求本家族私利，而忽视和损害企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同时也使那些具有更高能力和水平的经营管理人员难以进入企业经营管理的高层，充分施展其经营管理才能。这对整个企业经营体制的优化，显然是极为不利的。而在解散财阀过程中，先是通过让渡有价证券等措施切断了财阀家族对企业资本的控制，使其难以再仅籍资本占有关系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领导权的垄断；后又免去了财阀家族成员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重要职务，如前所述，此举涉及的企业前后达1800多家，被免去职务的财阀家族成员前后达3700多人。这样就基本剥夺了财阀家族对企业经营管理高层领导岗位的垄断和控制权。以此为契机，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远见卓识的经营管理专家迅速进入企业领导岗位，引发了一场意义甚为广远的所谓“经营者革命”。
    其次表现在企业内部关系的改善方面。在旧财阀企业内部，资本占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合为一体，高度集中在财阀家族及其代理人手中，一般劳动者只是单纯的被雇佣者和被剥削者，对企业的前途和命运无任何发言权，因而劳资关系极为紧张，直接妨碍了企业经营机制的有效运营。解散财阀之后，一方面实现了资本占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企业的主要经营管理者一般不再是企业资本的主要占有者；另方面又使许多普通劳动者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企业的股份，在企业的地位随之提高，并使自身的利益直接与企业整体的前途和命运连在了一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单纯的资本占有者（同时也有经营管理者）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那种剥削与被剥削、管理与被管理的对立关系，大大增强了“企业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企业经营机制的有效运营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次表现在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增强方面。在战后解散财阀过程中，通过缴收财阀家族掌握的绝大部分企业股份及其他有价证券，罢免财阀家族成员在企业经营方面的重要职务，解散作为财阀垂直控制中枢和核心的持股公司等措施的相继实施，基本切断了财阀家族和持股公司对企业的自上而下的直接控制，把企业从这种控制的“伞下”解放了出来，在经营管理方面的自主权大大增强，从而为其迅速改变经营机制的僵化和经营决策的迟钝状态提供了良好契机。
    最后还表现在企业集结方式的优化方面。财阀解体以后，有关企业难以再通过家族血缘关系维系在一起，而不得不寻求新的集结方式。后几经周折，费尽时日，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按照生产、技术和经营上的内在联系和合理性实现了优化组合，集结为具有明显的战后特点的企业集团。
    （三）通过导入反垄断政策，全部取缔了以往在经济生活尤其是经济统制方面具有广泛影响和重要职能的私人团体，明令一切经济统制行为转由政府和公共机构统一行使，进一步推动了私人垄断向国家垄断的迅速转化，为经济高速增长机制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宏观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时军事统制体系已不复存在，绝大多数私人统制团体也因参与过对外侵略活动及其固有的私人垄断性和狭隘自利性难以再成为经济统制的有效承担者。在此条件下，通过导入反垄断政策，取缔已有的私人统制团体，重新规制民间事业者团体的活动范围以确保其非垄断性、非统制性和非盈利性，并法定一切经济统制行为的行使者由已往的私人团体全部转向政府和公共机构，无疑直接推动了私人垄断向国家垄断的迅速转化和国家宏观经济干预与调节机制的迅速形成。作为战后统制经济最高管理和决策机构的“经济安定本部”，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于1946年3月开始设立的。之后该机构又于1952年和1955年相继改为“经济审议厅”和“经济企划厅”始终是日本政府制定其宏观经济总体政策和总体计划，实现其对社会经济生活全面调节和深入干预的主要机构。
    （四）通过导入反垄断政策，明显降低了生产（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程度，严格禁止和限制了不适当和不公正的交易行为，逐步完善了市场竞争机制，为经济高速增长机制的形成创造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环境。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总体上要经历自由竞争和垄断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前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形成、完善并充分发挥作用，给整个经济带来生机和活力并推动其迅速发展；而后一阶段的主要标志，则是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从而也直接阻碍了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发挥作用，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明显的停滞、腐朽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当19世纪60—70年代欧美先前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建立起极为发达的市场竞争机制，并已发展到它的项点之时，日本才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且在此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政府又基本执行了一条扶植和保护垄断、限制自由竞争的政策，从而直接阻碍了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在日本的顺利形成、不断完善并充分发挥作用，使其始终处在一种发育不足的状态。而通过战后初期导入反垄断政策，却在很大程度上弥足了这一不足。这在如下两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一是通过解散财阀，排除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等措施，使以往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垄断状态有了明显改观，而且还在法规上对生产和市场的过度集中作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其二是通过颁布《禁止私人垄断法》、《迟付承包费用等防止法》等法令对妨碍市场自由竞争的行为，作了极为严格的禁止和限制规定，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公正交易、公平竞争的实现和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