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希腊城邦的经济还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但是应该注意到，城邦公民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商品性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克斯指出，“如果我们把‘典型’的城邦看成是一个贸易实体，那完全是正确的。城邦作为存在于西方历史上因而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一种组织形式乃是一种重要的和具有特殊意义的组织形式”⑥。廖学盛先生强调说，城邦制度的历史使命是保护和促进私有财产制度的发展，城邦的民主制度本质上不同于基于财产公有的原始社会的民主而是在保存一定的公有财产的情况下，主要基于个人私有财产的民主。同时，对原始社会中那种自然成长的民主传统的利用和改造，又是在一定条件下，抑制由于私有财产发展而引起的氏族贵族的专权，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公民之间的一定平等的条件⑦。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的地理范围，并不限于今天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而是包括爱琴海在内的广大区域，海外移民是希腊历史的特色之一。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希腊人就开始向海外移民。通过殖民扩张，地中海成为联系希腊本土与子邦的商业通道。希克斯甚至把欧洲城邦的产生归结为地中海的恩赐。私有制、奴隶制是推动希腊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瓦解了古老的公社组织，冲击了氏族贵族在政治、宗教方面的特权，孕育了民主的因素。对于私有制的革命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有论述。马克思还特别注意到中国“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选的情形”⑧正是缺乏私有经济的冲击，产生不出公民阶级，导致了学术文化的晚出。安德列耶夫比较了古希腊罗马城邦和东方城市国家，得出结论说：“东方城市国家大多数都只达到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被希腊人在自己历史的古朴时期（七——六世纪）就已超越的阶段。这是一个具有明显的社会等级划分的贵族共和国阶段，就这样，没有一个东方城市国家发展达到真正的城邦制度：城邦制度最重要的基础是公民平等原则和民众大会的立法权”⑨。结合亚里斯多德关于城邦的定义，我们认为安德列耶夫的观察是正确的。
    与希腊文明平行发展的爱琴海、地中海各国，科学技术水平也比较高，却没有产生什么哲学思潮，宗教观仍占支配地位。亚里斯多德认为探求哲理是出于“惊异”，必须有闲暇和自由，是很有见地的。而希腊正提供了产生学术文化的摇篮。希腊文明是多中心的，公元前一千多年多利安人入侵希腊，使希腊本土文明一度陷于停滞状态，希腊文明的中心东移到小亚细亚沿岸一带，并在这里产生了希腊城邦制度，导致了海上贸易的兴盛和城市手工业的发达，也正是在这里揭开了希腊思想文化的序幕。文学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荷马、阿基洛古、萨福、阿尔喀俄；哲学方面、有以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为代表的米利都学派——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还有赫拉克利特、阿拉克萨戈拉、德谟克利特等大家；自然科学方面有阵容强大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也是哲学家；医学方面，有西方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从公元前七世纪起，希腊文明的中心从小亚细亚移回本土，城邦制度基本确立，并创造了向“主权在民”过渡的良好条件。到公元前五世纪，出现了象雅典这样高度发达的文化中心。
    人们在研究自然的同时，对政治越来越重视，普罗泰戈拉认为政治知识是可以传授的。对政治的重视还可以亚里斯多德为例。他研究了一百多个城邦的宪法，写成了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政治学著作——《政治学》。他说：“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⑩标志着古希腊哲学研究的重心从自然转到人本身显示出人本主义思潮的缘起。此后希腊哲学重要流派的创始人，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等都兴起于作为希腊世界之中心的雅典，学派中心也一直在雅典，直到罗马时代，体现了城邦制度与思想文化发展的密切联系。希腊思想文化的优良传统到近代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发扬光大。值得注意的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佛罗伦萨本身就是一个城市共和国。
    四、考古学所揭示的中国“古文化古城古国”
    希克斯认为，欧洲文明经历了一个城邦阶段这一事实，是欧洲历史与亚洲历史迥异的关键。近年来，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林志纯先生独创新说，认为中国也存在性质与希腊相同的城邦制度。尧舜时代始创，至五霸时代达到全盛，战国时代则是城邦制衰亡的时代。因此，古代中国是城市国家形成和发达的历史过程，反映在孔孟书中的不是专制主义帝国，而是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的城市国家。林先生提出的问题，本质上是如何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权威的特点。涉及到国家形态与城市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些考古材料。
    八十年代在辽宁喀左县发掘的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遗址，经碳十四测定，距今4895±70年（树轮校正5485±110年），属红山文化晚期阶段前后。这组石建筑群，在建筑石材加工，砌筑技术上相当讲究，尤其在总体布局上，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的主次之分，南北方圆对称。遗址选择在面对开阔河川和大山山口的梁顶，多处基址都显示有成组、成群立石组成的石堆，并有陶塑群出土，可见这是人们从事包括祭祀在内的社会活动的中心场所（11）。后来在辽宁西部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发掘了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12）是红山文化大型祭祀遗址和墓葬的第一次明确发现与正式发掘，遗迹分布之密集、规模之宏大，遗物之丰富，都是过去所不多见的。根据群像大小和形态的差别判断，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该遗址延续了五百年左右，如果没有较长的相对稳定时期相对繁荣的社会环境，是不可能形成这类和宏构巨制的。已发掘的积石冢的中心大墓砌造规整，单人原葬墓随葬品较多而精美。反之，二次墓葬室简陋、随葬品或少或无。从这个意义上说，牛河梁庙、冢不啻是红山文化社会群体的写照，是当时社会的缩影。也可以说，这时先民们前进的脚步正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面对辽西灿烂的远古文明，苏秉琦先生富有远见地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新概念和新课题。古文化主要指原始文化；古城主要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对于认识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的系统性、阶段性和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东山嘴、牛河梁遗址，说明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就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我们有理由相信，还有高于这些群体的更高一级的聚落——或被称作古城的遗址没有被发现（13）。随着考古的不断进步，远古城堡的面貌会进一步显露出来。但是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城邦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