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城市是怎样束缚思想文化发展的呢？前面我们指出，作为政治、军事堡垒的中国早期城市，非但没有成为革新的发祥地反面成为保守势力的重镇。统治者垄断了学术文化，造成长期学在官府的局面。早熟的中国文明使氏族遗制保存在文明社会里，氏族纽带制约着私有制的发展，不但土地是国有形态——公室贵族的所有以及世室贵族的“书社”所有，生产者也是国有形态——在上的氏族贵族掌握着城市，在下的氏族奴隶住在农村。两种氏族纽带结成一种密切的关系，却不容易和土地联结，这样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特殊的统一。与欧洲城市的发展方向相反，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向心的，促成了整个封建经济的统一，也促成了政治的统一，构成了禁锢思想文化的天罗地网。国（城市）野（农村）的对立，使道德观念成为歌颂先王的专利品，没有希腊的平等意识。侯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圣哲和古希腊的哲人不同，前者是氏族贵族的专称，后者是氏族制消灭后有教养的国民的称号在中国严格的氏族制使宗教在观念世界里占了支配形态，因此没有象希腊社会那样具有智者或贤人产生的基础，“氏所以别贵贱”，氏便同时也是别智愚。在古文献里我们看到君子（贵族）和小人（野人）的分类，却没有国民性的贤愚的分类。直到孔墨显学才冲击这种传统（22）。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关于国家和法权的学说，孔、墨等学派是以先王为基础立论的，这种托古改制的环境直到王安石、康有为、梁启超改革变化时还要遇到。中国历史上改革的艰难，正是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的公民集体作后盾。
    我们对“古文化古城古国”及中国早期城市的分析，说明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希腊的城邦制度，古代思想家也没有与柏拉图相似的社会契约思想——这种思想正是卢棱思想体系的直接来源，因为没有城邦社会的基础。公民集体的缺乏，我们认为是认识中国思想文化起源及发展的关键，中国早期城市和城邦的性质，为我们认识中西文化的起源及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点。马克思关于人类文明起源之正常与早熟的两条路径的划分，不仅对于认识中西思想文化的起源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方法论的价值。
    注释：
    ①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93页、35页，时事出版社，1985年。
    ②《政治学》113页、119页、120页、109页，商务印馆，1981年。
    ③《布腊城邦制度》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④Frederck Copleson, S.J.《A history of philosophy》，第十卷223页，New York, 1985年。
    ⑤⑩《政治学》7、148页。
    ⑥《经济史理论》37页，商务印书馆243—244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545页。
    （11）郭大须、张先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1期。
    （1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8期。
    （13）苏秉琦《辽宁古文化古城中国》，《文物》1986年8期。
    （14）《礼记·表记》。
    （15）《夏代考古及其国家发展的探索》，《考古》1991年1期。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159—160页。
    （17）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P.71, V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18）《中国经济史论丛》334页，三联书店，1980年。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14页。
    （20）《纪念侯外庐文集》100页、104页，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21）《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44—45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22）参阅《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十一章，人民出版社，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