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国内革命的影响或促进革命和改革在社会变革运动中，往往是互相影响和互相促进的。至于在近代西方国家中，革命对调整与改革的影响或促进，则因革命的结局不同而表现形式亦不同：一是以胜利告终的革命，仍然需要调整或改革，予以补充。事实证明，经过上层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的国家，由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封建因素大量存在，无疑需要进行更全面而深刻的调整和改革，就是经过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也同样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和改革。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以一个剥削制度代替另一个剥削制度，它不是打碎，而是利用和改造旧的国家机器，以适应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它“不过分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一切残余”⑦。而要彻底扫除这些封建残余，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就需要多次“浪潮”的冲击和长时的改革⑧。英、美、法等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实行的一系列调整与改革就是如此。这种与革命俱来的调整与改革，归根结底，巩固和发展了在革命中所取得的成果，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有的同志把革命与改革的关系说成是“革命打先锋，改革收其功”⑨。二是以失败告终的革命则往往迫使旧的统治者进行一定的调整和改革。例如，在德国，普鲁士王室将1848年德意志革命镇压下去，但随后却不得不采取措施，将这次革命所肩负的统一国家的任务大大向前推进了。在法国，扼杀1848年法国革命的路易·波拿巴在1852年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吸收了革命时企图参与政权管理的大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了执政者的行列。在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虽然失败，但在这次革命运动的冲击和推动下，明治政府于1899年颁布了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并于次年召开了第一届帝国议会。总之，经过斗争而又以失败告终的革命，也往往会对旧势力有很大的冲击，因而也必然会留下痕迹。这是因为革命总是在上层和下层都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形势下发生的。尽管失败了，但上层和下层仍然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这就迫使旧的统治阶级不得不对原来的统治政策进行若干调整或改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在谈到1848年欧洲革命时曾说：“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⑩④外部因素的刺激或影响“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11）近代西方国家的调整与改革，不仅受到国内诸因素的推动和驱使，同时还要受到国外种种因素的刺激和影响。其主要因素一是战争。战争对这些国家调整与改革的推动作用，大体上又表现在两点：其一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欲望或动机，激励着调整或改革。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作为北美敌对国的，不仅有英国，还有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但战争爆发后，美国为孤立和打击头号敌人英国，争取更多的外援，而采取了机动灵活的外交政策，即首先同法国签订友好条约，使法国公开站在美国方面，对英国不宣而战。后来，美国又争取到西班牙、荷兰站在自己方面，并使俄国、普鲁士等国大多宣布武装中立，不受英国封锁政策的约束。拿破仑在反击反法同盟的战争中，为击败主要对手英国，而在1806年5月，“命令封锁英国全部港口，禁止法国的大陆盟国与英国通商， 严格禁止出售英国货物，欧洲港口拒绝接待英国船只。”（12）19世纪末，英国在外交上，曾奉行所谓“光荣孤立”政策。但至20世纪初，德国由于实力迅速增长，成为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因此，英国为在未来的战争中战胜德国，不得不放弃“光荣孤立”政策。而与法、俄等国结盟。其二是为接受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因落后而挨打的局面，重振国威而进行调整与改革。例如，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显示出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13）并且“由于军事失败，财政困难不堪，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政府才不得不解放农民。”（14）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后则大力扶植冶金、采矿和机器制造业，广泛采用新技术，发行巨额公债，提高关税，增加间接税，赦免巴黎公社参加者，实行新闻和集会自由，打击教会势力，发展教育事业等。二是国外调整与改革的启示。这也是推动近代西方国家进行调整和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一些国家通过调整与改革而迅速崛起和强大起来的现实，对某些西方国家领导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他们感到要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摆脱困境，解除危机，就必须见贤思齐，效法外国，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例如，1871年8月，日本废藩置县后，国事粗定，但如何使日本摆脱不平等条约羁缚，谋求进一步发展以实现“与万国并立”，成为日本面临的首要问题。为此，明治政府派遣以岩仓具视为首的使团出访欧美，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日本的独立主权，同时实地考察西方诸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以促进国内改革。然而，该使团提出的改约要求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在西欧亦连连碰壁。这种现实使岩仓一行认识到国家弱小，改约无望，只有以西方为榜样，富国强兵，才能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于是他们倾全力于实地考察，在历时1年零10个月中，先后访问了美、英、法等12国，认真考察了这些国家的市政机关、工厂、学校、医院、邮局、兵营、法院等等，从而使他们眼界大开，“基本上使政府形成了推行改革的指导思想，决定了日本今后的发展方向。”（15）在俄、法、德等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的工作程序和某些机构以及1875年建立的代议制等是模仿英国的。附在1791年法国宪法前面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典范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高等教育改革是以德国的大学为样板的。（16）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在司法、军事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尽管打上深刻的农奴制烙印，但基本上是以西欧各国的同类制度和做法为典范的。尤其是这个时期的俄国地方自治机关几乎完全“是从西欧最官僚化的国家普鲁士原封未动抄袭来的”。（17）至于德国统一后在经济体制方面的调整与改革，则是以英、法、美等国为榜样的。因此，在19世纪后半期，“德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