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调整与改革的若干规律近代西方国家的调整与改革，虽然内容各异，形式多样，时间不一，但仍有其规律可循。
    ①调整与改革的主持者一般都是比较开明的国家领导人在近代西方国家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的调整或改革，但纵观这些调整与改革的历史，可以看出，这些调整与改革的主持者，除少数外，一般都是比较开明的国家领导人。例如，美国独立后，主持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华盛顿、主持经济改革的汉密尔顿、主张废除南部种植园奴隶制的林肯。德国统一后主持政治经济改革的俾斯麦。日本明治维新中的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对法国内政实行全面调整和改革的拿破仑。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适应工业迅速发展和稳定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而实行若干调整和改革的法国的格雷维、英国的格拉斯顿和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尽管调整与改革是一种进步的社会运动，但由于各种条件，包括内部和外部条件的限制，调整与改革的征程常常是曲折而坎坷不平的。它会遇到种种困难与险阻，甚至有中途夭折或彻底失败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只有那些富有远见卓识、以国家和阶级利益为己任、不计较个人得失成败、敢于革新和锐意进取的某些开明的国家领导人，才有勇气和魄力去领导调整与改革的历史潮流。这些人虽然身为资产阶级国家的首脑人物或某一方面的负责人，但在其国家或部门面临种种矛盾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掣肘或资产阶级统治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当他们感到通过调整或改革，能够为处于窘境的统治阶级找到出路并带来明显好处时，他们是乐于实行调整或改革的。这也说明“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当然，由于这些开明的领导者毕竟是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虽然因其所处的国情和历史条件互不相同，他们各自所从事的调整或改革的目标也不尽一致，如有的是为了进一步肃清封建残余势力的影响，巩固资产阶级政权，有的是为了解决或缓和国内阶级或阶层之间的矛盾，实现国家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的是为了改变本国在国际竞争或国际争霸斗争中所处的不利局面，等等。但是，归根结底，他们所主持的调整和改革是资本主义的调整和改革，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发展资本主义。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其调整或改革过程中，往往要掺杂一些有关对外侵略、掠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对内压迫和剥削本国劳动群众的做法或内容。这显然是消极的、反动的。
    ②调整与改革具有资产阶级两面性。由于近代西方国家的调整与改革都是在国内外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加之，如前所述，调整和改革的主持者一般又都是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具有明显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因此，其调整与改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正如列宁指出，“任何改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有两面性”。（20）这种两面性，主要表现在两点：一在对待封建残余势力的态度方面，既有斗争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例如，在日本明治维新中，明治政府一方面实行“废藩置县”，统一全国政权，另一方面又规定由原来的武士、公卿以及藩士担任各级政府的要职；一方面废除等级身份制，宣布“四民平等”，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把全国居民划分为三等，即华族、士族和平民；一方面宣布向西方国家学习，实行文明开化，另一方面又提倡崇拜天皇、大和魂和武士道等神道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拿破仑上台后，一方面下令封闭王党报纸，派兵镇压王党叛乱，打击封建王党势力，另一方面又大搞军事独裁、分封制和帝制；一方面打击天主教势力，对其活动，进行种种限制，并宣布天主教并非国教，另一方面又同罗马教皇签订《教务专约》，承认天主教为法国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甚至请罗马教皇为自己加冕等。二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方面，既有让步或有利的一面，又有压制或不利的一面。例如，在德国俾斯麦执政时，一方面颁布一些对劳动群众有一定好处的疾病保险法、意外灾难保险法、残废和老年保险法等条令，另一方面又制定镇压工人运动的《非常法》。在俄国农奴制改革中，沙皇政府一方面宣布给农奴以人身自由，另一方面又把农民组织在原来的村社中，实行连环保，规定未经允许农奴不得随便到外地谋生；一方面规定农民在获得人身解放时可得到一块份地，另一方面又规定农民在取得份地时须经地主同意，并缴纳高额的赎金。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政府对工农运动和黑人运动也是实行让步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他们一方面颁布过限制铁路公司侵犯农民利益等法令，另一方面又镇压了1877年和1886年的工人大罢工，（21）等等。
    西方国家的调整与改革，虽有消极面，但亦有积极的一面，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改良之所以为改良（而不是反动的或保守的措施），正因为它是趋向改善的一个一定的步骤或‘阶段’”。
    ③在调整与改革过程中，一般都充满着调整、改革与反调整、改革的斗争如前所述，近代西方国家是建立在阶级对抗基础上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进行调整和改革，必然要引起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并触动旧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这就必然要受到种种的抵制和反抗。这种抵制和反抗，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旧的特权阶级。他们是调整与改革所要打击的对象，故千方百计对调整与改革进行干扰和破坏。例如，在日本明治维新中，一部分被剥夺佩刀权和世袭俸禄等特权的武士，留恋昔日的封建特权和封建秩序，故以西乡隆盛马首是瞻，必然站出来反对社会改革。他们与改革派从政见分歧，发展到政治和军事对立，直至举兵叛乱，妄图颠覆明治新政权，建立士族专政。在19世纪中期英国的文官制度改革中，改革派提出要公开竞争，考试取士，而这意味着要剥夺贵族议员们任命政府官员的特权和杜绝他们在政府部门安插亲信的可能。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文官制度改革，胡说改革派对旧文官制度的批评是“对文官个人品德的攻击”，“是一种不公正的非难”（23）等，妄图混淆视听，破坏改革。同样，在德国俾斯麦所主持的内政改革时，一些留恋于德国统一前封建割据和贵族特权的人们，因担心改革会取消天主教和贵族特权，故散布流言蜚语，极力反对改革，等等。二是在改革过程中，自己的利益已经或即将蒙受一定损失的某些个人或派别。这些个人或派别从一己之私利出发，不顾大局，也对调整与改革怀有不满或反抗情绪。例如，在美国南方“重建”时期，共和党中代表工商业者和新兴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某些人，因担心黑人将占领前奴隶主种植园，直接影响其在南部的经济利益，故竭力反对解决黑人的土地问题。在日本，广大农民虽是倒幕运动的基本力量，但因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他们的负担非但未减轻，反而更加沉重，故曾纷纷举行起义或暴动，反对地税改革、征兵制和强制入学等。在法国，雅各宾派上台之初，为控制市场和稳定物价而颁布“全面限价法”时，一些商人和企业家为抵制这项法令，而纷纷隐匿商品和谷物，并对所售商品进行偷工减料，甚至挂羊头卖狗肉，（24）等等。三是保守派势力。这些人因循守旧，迷信过去，蔑视未来，因此对一切有关调整与改革的新事物，都不愿接受，不去一顾。例如，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一些复古主义者极力主张恢复祭政一致的古代政制，反对文明开化。当其迂腐之见为明治政府所摈弃时，有的愤而自杀，有的孤注一掷，兴兵作乱。在德国俾斯麦的内政改革中，也遇到了一些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反对和抵制。例如他们针对俾斯麦所提出的童工立法，宣称“似乎更合理的是，让儿童干愉快的活儿，让他们赚钱，而不是听任他们闲着没事，变成野孩子。”（25）他们还攻击禁止妇女夜间做工的法案，说什么该法案违反了“人们在什么时候愿意就什么时候工作的自由”（26）的原则。在19世纪末的美国文官制度改革中，坚持“政党分脏制度”（27）的保守势力，则不时进行干扰和破坏。他们提出“联邦行政部门的人事问题的解决，主要通过控制进入公职的大门，如果‘前门’能够被控制，‘后门’就会自行消灭”，（28）企图以此抵制文官制度的改革。后当美国总统麦金莱一次砍掉1万个量才录用的文官职位时， 保守派马克·汉纳还幸灾乐祸地说，这是“对克利夫兰所开创的坏事情（指文官制度改革--笔者）的明智的纠正”（29），等等。
    尽管西方国家的调整与改革，遇到种种抵制、干扰和破坏，最终都能越过障碍，绕过暗礁，从而达到或基本达到预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