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调整与改革的历史作用近代西方国家调整与改革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①进一步完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西方国家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途径多样，模式不一。如有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有的是通过民族独立战争的形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有的是通过王朝战争的形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有的是通过自上而下改革的形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等等。但不论通过何种形式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都有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封建残余和旧社会形态结构的因素还大量存在，需要逐步地改造和消除。而完成这一任务，进一步完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主要手段，就是不断进行调整与改革。例如，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虽然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建立，但在各个领域里，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封建残余。这时的英国依然是“有封建外表的古老英国。”（30）就政治体制而言，虽然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但王权很大，世袭贵族在政治上仍居优势地位，上议院继续存在，贵族阶级的特权并未取消。国王和贵族把持录用政府官员的大权，垄断了内阁首脑职位。他们利用封建特权控制了政府机关，推行有利于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进行，这些封建主义残余日益成为经济发展和国家近代化的严重障碍。因此，经济实力日益壮大的工业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参加并控制政权，限制王权和贵族封建特权。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8世纪末，在英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议会改革运动。经过长期而曲折的斗争，终于迫使贵族院同意于1832年实行议会改革。通过这次改革，调整了选区，增加了工业城市在议会中的席位，规定了选举财产资格，扩大了选举范围，改变了贵族寡头垄断政权的局面，使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参政的机会。后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农业资本主义改革的完成，保守党和自由党逐渐转变为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工业资产阶级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再加上广大群众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的呼声再度高涨，又促使统治阶级在1867年和1884年进行两次重大的议会改革。这两次议会改革虽然与普选制还有很大距离，但它进一步扩大了选民范围，削弱了贵族寡头的封建特权，巩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这样，经过一两个世纪的斗争和改革，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制、议会制和内阁制相继形成，政治体制近代化的进程基本完成。再就经济体制而言，英国工业从手工工场生产过渡到大机器生产，实现工业和管理近代化是经过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的工业革命和改革而完成的。英国农业从封建性的自然经济结构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则是在工业革命推动下，通过议会立法方式，进行公开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在19世纪中期最后完成的。
    西方其他国家在完善政治经济体制方面，也同样经历了长期的调整与改革过程。例如，法国共和制的确立经过多次的革命、政变和改革，直到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确立之后才基本实现，小农经济的改造到19世纪80-90年代基本完成。美国独立后，经过南北战争和南方重建，才废除了种植园奴隶制，并最终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全国取得了统治地位，等等。
    ②缓和社会矛盾，顺应经济发展“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31）近代西方国家在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原来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本身或它们的某些环节与层次，又变得不再适应，以至造成社会运行机制失调和生产力发展受阻，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又是通过调整与改革，不断调节政治或经济体制方面的某些环节与层次同社会基本矛盾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理顺了各方面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和了社会矛盾，顺应了经济发展。在这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情况比较典型。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各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等形势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表现在：由于向垄断阶段过渡，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进一步扩大，社会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间广泛传播，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和纷纷成立的各国工人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使资本主义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资产阶级政治积弊成堆，腐化在侵蚀着整个政治肌体；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和国际斗争日益激化，等等。面对这种窘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及时地采取了多样化政策，实行“自我调整，自我变革”（32）。这表现在政治方面，是各国在强化军事官僚机器的同时，通过增强政治民主化的趋势，采取自由主义的统治方法，即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承认无产阶级政党的合法性，颁布各项工人立法，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实行义务教育制度等，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通过扩大议会选举的选民范围，调整议会的席位分配，取缔选举中的舞弊行为，增设各种临时与常设机构，削弱上院或参院的权力，扩大下院或众院的权力等，进一步完善了议会制度，强化了资产阶级统治；通过在议会中增设财政、司法、外交、国防、教育等各种专门委员会，提出咨询性的意见或法案，供政府机关实施或参考等， 及时发现和解决了伴随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矛盾问题；通过各国的文官制度改革，使国家机关得以选贤任能，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改变“恩赐官职”和“政党分脏制度”中任人唯亲、营私舞弊、效率低下等弊端，保持了行政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在经济方面，这一时期，西方各国普遍扩大了国家干预和调节作用，注意解决各方面的矛盾，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增强了竞争能力，减轻了经济危机的破坏性，促进了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例如，美国面对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加剧，注意组建卡特尔和签订贸易协定，大量吸收移民和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行币制改革等，从而使美国很快一跃而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法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虽在19世纪最后30年，经济发展速度明显缓慢下来，但由于采取发展教育事业、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和奖励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等调整与改革的措施，在这一时期，法国的经济还是在向前发展。特别是在1896年结束了长期的经济萧条时期之后，工业生产出现了新的转机，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与此同时，为了缓和社会上贫富悬殊和刺激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英国则着力推行劳工福利政策。例如制定“工人赔偿法”、“国民保险法”、“工场与工厂法”、“煤矿法”，以及有关解决失业、老年津贴等问题的法规。当然，这些体现劳工福利政策的“劳工立法都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施的。”（33）这一时期的德国，不仅两次制定关税政策、成立136个卡特尔组织，同时也很注意吸收国外最新科学技术和发展教育事业等，这一切也是德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后起之秀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近代西方国家的调整与改革，对于进一步完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和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等，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第一、这些调整与改革毕竟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措施或权宜之计，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因而也绝不可能挽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第二这些调整与改革一般只适用于本国，而不适用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及管辖区。即使个别西方国家在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及管辖区实行一些调整或改革，基本上也是换汤不换药；第三在无产阶级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国度中，企图推行旨在阻止革命发生和反对社会根本变革的所谓调整或改革，是错误的甚至反动的，毫无进步意义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