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工业资产阶级从它诞生那一刻起，就注定是现存传统社会的叛逆者和摧毁者，通过与旧的贵族阶级的殊死搏斗，改造了整个传统社会，使古老的英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实现了政治及社会的现代化。
    四综观英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便会发现，英国现代化的实现是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完成的。在整个发展演进过程中，除1832年改革前曾有过短暂的“革命”迹象外，其余均是在较为平稳和缓的形势下行进的，没有暴力，没有流血；既没有跳跃，也没有中断，因此，英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就构成了一种现代化的渐进模式。
    这种渐进模式的形成究其原因与工业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与行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工业资产阶级在同土地贵族的斗争中，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决定了这种渐进模式的形成。这里，我们试图对此作一解析。
    前已指出，工业资产阶级曾倡导发动一系列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改革运动，在激烈的斗争中，土地贵族逐渐发现，他们能够通过温和的让步来熄灭广泛的不满，通过牺牲庇荫来确保财产不受侵犯。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的竞争与庇荫犹如水火不容，但资本与财产却具有通融性和一致性。其实，资产阶级倡导发动并曾积极投入其中的改革也只是要求取得政治权利，赢得一种承认，资本与财产的契合相通使他们不可能要去迅速打破以土地贵族为主导的政治结构。迈克尔·布鲁克曾评论道：“新选民中的大部分不想去改变贵族寡头制，而只是从它那里赢得承认，一旦他们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他们就不再作更大的冒险。”（14）科布登也形象地讽刺说：“中产阶级已经满足于他们桌上的面包屑。”（15）这就是此时这个阶级的政治态度。
    从本质上来说，工业资产阶级是一个追逐经济利益的阶级。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中，财富就是生命，物质利益高于一切。正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工业资产阶级起初并不太愿意直接涉足国家政治，特别是参加议会。因为议会中冗长无聊的讨论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浪费时间，丧失财富。1868年，工具制造主约翰·希克被推选为议会侯选人，起初他拒不接受，后在五千选民的支持和劝说下才勉强同意。但很快他就要求卸任，原因就是他不能离开生产经营，并且他自己也不适合这个政治角色。（16）同时，当选议员所需的巨额花费也使他们不胜负担。从选举开始，就得抛出大笔金钱，至少要一千英镑，否则无法当选。即便当选，这时议员没有薪俸，一切全靠自己开支，这更是一笔很大的开销。这些金钱对于还处在成长发展中的工业资产阶级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数字。再说，精于计算的他们早已惦量过，与其花费这笔钱得到一个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虚位，不如用它扩大投资，多获利润。而对有些工业家来说，也的确无力负担这些花费，议员马考莱就是因此不得不离开议会，而去工作。所以，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比例一直很低。据统计，1831年，银行家、商人和工业家在议会中占24％，1865年为23％，1874年为24％，1885年上升到38％，这里包括了一些知识阶层成员，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人数更少，1874年，议会只有61个工业家，占9.3％，直到1880年，工业家约瑟夫·张伯伦才第一次进入议会内阁。
    1835年，作为1832年改革法案的补充，议会颁布了“市政改革法”。法案取消了过去由商人或大手工业行会控制市政的权力，规定：凡是具备选举议员资格的城市选民都有权选举“市议会”议员，然后再由市议会选出三分之一的议员组成“市参议会”，以管理全市的所有行政事务。根据此法，市行政享有了高度的自治权，由此也形成了地方自治与中央管辖的二元行政体制。由于本身利益的需要，工业资产阶级较为关注于城市具体事务，如公共卫生、环境、教育、市政管理等，这也就促使他们参与和控制市议会，掌握市政权力。1846年到1890年，索尔福德市议会中，工业家和商人占比例在53.5％和39.1％之间，平均数为45.7％；在博尔顿，1843年至1890年在54.65％和27.95％之间，平均为42.4％；布莱克本1856年至1890年在48％和32.2％之间，平均为40.5％；在罗奇代尔，这个比例则比较高，1856年至1890年在65.5％和46.4％之间，平均为55.65％。在布莱克本和罗奇代尔，资产阶级在市参议会中占据的议席，1856年为52.5％，1890年高达80.35％； 在布莱克本和博尔顿，他们获得过40届市长职位中的25届以上。（18）这样，资产阶级便控制了自治城市的政权，并以自己的实际利益为中心，重建了地方政治结构。在这里，他们取得了很多现实利益，获得了经济、社会和心理的满足。由此，他们也就不愿过问国家政治，致使整个现代化进程发展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