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不难看出，民主政治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直接推动了英国工运在本世纪初叶的政治发展。而工人阶级作为现代工业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集团，它在政治上一旦觉醒，就不可能不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同样这个阶级的政党一旦建立，也势必要对近代英国那种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两分天下的格局提出挑战。
    2在英国19世纪的政治舞台上自由党及其前身辉格党是居于优势地位的，而在20世纪又是自由党衰落得最快。自由党的这种大起大落是与它在19世纪的特殊地位、世纪之交的形势变化以及它对工人政治力量所采取的政策密切相关的。
    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这一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不过这个阶级的政治崛起并不仅仅依靠其经济实力。实际上，1688年的“光荣革命”建立的是大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相妥协的君主立宪制。虽然这一妥协使英国社会的新旧交替避免了剧烈动荡，但它也给新社会遗留下了大量封建残余，使土地贵族在相当长时期里有足够的力量与资产阶级抗衡，这迫使自由党（辉格党）在争取政治统治权方面要与封建保守势力做长期艰苦的斗争，从而使自由党不断被推在时代前列，成为进步力量的象征。不过也正是这种特殊地位，又迫使自由党经常要在社会进步代表与特殊利益代言人的双重角色之间作两难选择。
    在19世纪，自由党获得成功主要是依靠自由放任的经济和开放民主的政治，而这两件武器运用的结果却是相互矛盾的。放任经济虽然冲破了封建性贸易保护和垄断特权的篱笆，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大量社会问题，使下层劳动群众陷于经济困境；而开明政治虽然改变了议会中的力量构成，使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治统治权，但政治民主化进程也导致了参与政治的形成，普选权为大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说，自由放任经济置大多数人于困境，而民主政治则要求政治决策能反映公众利益。这种矛盾也使自由党陷于两难境地：它若顺应民主政治发展要求，则难免会损害资产阶级的经济特权；它若只坚守其阶级的特殊利益，又会失去下层选民的支持，其进步形象和执政地位也难以维持。
    自由党的这种两难处境在它与工人运动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典型。而且这种关系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自由党的盛衰演变。从总体看，自由党鼓吹的经济政策对工人阶级极其不利，但它所推动的开明政治运动却帮助工人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利。而且为了赢得工人的支持，自由党一直有意识地扮演工人在政治上的代言人的角色。特别是在格莱斯顿时代，自由党实行所谓“自由劳工”政策，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工人的改革性立法，甚至帮助工联领袖步入议会（如1885年大选中就有11位工人作为自由党和自由劳工代表当选为下院议员），从而加强了工人对其的政治依赖。这无疑也提高了自由党的社会地位及其与保守党抗衡的力量。
    然而独立工党在1893年的成立表明英国工人开始谋求政治上的独立，这引起了自由党的不安。它意识到在选举权普及的今天，它所奉行的阶级色彩浓厚的传统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为了取得下层选民的支持，自由党从19世纪末起开始形成一套更为积极的社会政策理论--新自由主义。这种理论主张以个人与社会相协调的积极自由来取代以个人为绝对中心的消极自由，用负有责任和干涉权的积极国家来取代任由个人发展，无为而治的消极国家。据此自由党开始把其工作重点从政治改革转向社会改革，同时强调劳资合作的重要性，力促双方的妥协和解。在组织上，自由党也继续寻求与工人组织结盟。由于这时工党力量还不足以完全甩开自由党，因而两党领袖在1903年商定继续携手对付保守党。这种合作持续了十几年，被称为“双L联盟”（Lib-Lab）。其关系一般是由工党支持自由党政策，自由党则帮助工党向议会输送代表。这次合作中自由党虽仍具优势，但合作性质已有所改变。前此，工人的政治力量完全消融于自由党左翼，毫无独立性可言；此次，工党是作为独立的政治组织与自由党合作，双方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是平等的。
    1903年开始的合作是自由党新政策的一个值得欣慰的成就。然而到1917年时两党密月便告终结，随后自由党便迅速衰落。衰落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工党的脱离。长期以来，自由党一直把争取工人作为自己政策的一个基点，并为此做出了很大让步，而工人的支持也的确构成了自由党群众基础的重要部分。但自由党与工党毕竟代表着两个利益根本不同的阶级，两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和哲学态度是根本冲突的。当劳资双方发生冲突时，自由党首先考虑的往往是本党党员的利益。这自然会引起工人的不满，特别是在他们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之后，就不会满足于让它长期落入“自由党主张和政策的仆从的地位”②。这使两党分裂已在所难免。加之一战期间，自由党与保守党休兵罢战，成立三党联合内阁，工党这个配角的份量在自由党眼中也有所下降。这种轻视态度直接引发“擦鞋垫事件”，导致两党决裂。而工党的脱离无疑使自由党丧失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自由党的衰落又在于时代的变迁使它丧失了曾推动其发展的动力。自由党（辉格党）是从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政治不平等起家的，但到19世纪80年代，它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已基本实现。而它所倡导的自由经济又因垄断时代的来临而显得过时。它所信奉的绝对个人也因个人对现代大社会、大机器、大集团的无能为力的现实而逐渐失去吸引力。自由党虽然已针对这些问题做了政策调整，但以往的动力因素毕竟已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