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党的衰落还在于其内部的分裂。自由党早在1886年就曾因爱尔兰问题发生分裂，当时张伯伦领导的自由统一党的分离，使自由党元气大伤，丧失了执政地位。而到1916年时，自由党又在英国如何参战的问题上再度发生大分裂，该党老领袖阿斯奎斯和党的新秀劳合·乔治之间的斗争使本党受到致命打击。
    这样，当工党正在积极谋求政治崛起之时，自由党却由于自己在新时代的两难地位与内部分裂而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了。
    3在自由党与工党的聚散盛衰的演变过程中，英国的另一大党保守党却获得了稳步发展。这种现象的形成与保守党自身特点有关。从各党产生的社会基础来看，自由党与工党代表的阶级虽不相同，但均属于近代工业文明的两大新兴阶级，都有反抗旧文明、旧特权的要求，因而这两党都是具有理想色彩的改革党。只是两党改革的方向不同，自由党强调个性发展，经济自由和政治开明；工党则注重社会平等、共同发展与整体价值。而保守党及其前身托利党从一开始就代表现存制度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因而强调秩序，尊重传统，是个力主维持现状、反对剧烈变革的政党。保守党的价值观显然不合时代潮流，但也正是这种价值观在保守党维持其地位的努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是因为：首先，这种价值观对现实社会中所有既得利益集团，如早期的贵族地主、后来的大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对现存秩序和自己地位感到满意的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其次，它也符合一般人性中的守旧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重视自己熟悉的事物，依赖于经验，而对未知事物持怀疑甚至恐惧的态度。具有这种谨慎保守心态的人在社会各阶层中均有，他们也构成了保守党的群众部分。再次，由于保守党的目标和纲领比确明确持久，毋需象改革党那样要不断提出新目标、新方案，因而赢得了相对稳定的拥护者，从而使其社会地位也相对稳固。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英国民族的特性。英国虽然在整个近代都走在世界前列，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以保守著称的国家，谨慎的改革与温和的保守之间的奇妙结合构成该民族重要特征之一。这也是保守党能够以“保守”之名在这个变革时代站稳脚跟的重要原因。
    不过，身处在变革时代，保守党要想生存下来，就不可能完全拒斥改革。实际上，在民主政治推动下，保守党在19世纪中叶也进入到所谓“重建”阶段，开始接受一些审慎和有限的改革。早期托利党人持有浓厚的传统偏见，排斥改革，这在1832年的议会改革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托利党先后在议会两院三度否决改革方案，激起全国愤怒。这次事件致使托利党丧失民心，直接导致它在政治上的失势。这次挫折之后，保守党中有识之士开始感到要想维持本党政治生命，必须进行自我改造。首先进行改造尝试的是R·皮尔。他在担任托利党领袖其间， 力图把本党政策放在一个较为灵活的基础上，以改变其反对改革的僵硬形象。他指出：“如改革法案的精神意味着检查现存制度，纠正弊端，而不侵犯已建立的权力的话，我的党将赞成这些原则。”③同时他还积极促成了《谷物法》的废除。此举虽然由于触犯了土地贵族利益而导致托利党分裂，但它毕竟在托利党内部开了改革之风气。继皮尔之后，迪斯累利也提出了一系列本党能够容纳的改革方案，以打破自由党对改革的垄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直接推动完成了1867年的英国议会改革，此举为保守党在当时社会的改革潮流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也为其在公众心目中塑造了一种虽谨慎稳重，然而通情达理的形象。
    在对改革逐步持宽容态度的同时，保守党也开始跳出特定阶级的狭隘圈子。托利党、保守党在19世纪上半叶以前一直是土地贵族的忠实代表。但随着工业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发展，这个集团在经济、政治领域中的优势逐渐丧失。保守党若继续坚守其狭隘立场，难免被新兴社会集团抛弃。因而吸收新鲜血液、改善本党队伍构成便成为保守党“重建”的目标之一。保守党首先是向上层资产阶级敞开大门。这个集团虽曾以反对封建传统习俗起家，但在新兴中产阶级及工人阶级先后崛起的挑战面前，也转变成要求维护现有传统的集团。保守党通过制定一些有利于资产者利益的政策来吸引其参加，而这部分人的大量加入，使保守党逐渐从主要代表土地贵族利益转变成主要代表中上层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势力。同时，保守党也开始意识到获得了选举权的工人群体对其政治前途的举足轻重的影响。19世纪末的保守党领袖兰多夫·邱吉尔就一再强调，如果不能获得工人阶级的信任，保守党即无法取得政权。保守党与自由党争夺工人的对策是把矛头指向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弊端，着力于制定工厂立法、改善居民住宅和建立卫生制度一类的改革。这类改革虽然未能改变工党追随自由党的大格局，但它确实解决了一些工业制度带来的社会弊病，赢得了部分所谓“托利工人”的支持。所有这些努力都大大扩充了保守党的社会基础。
    总之，保守党能够在20世纪初叶的英国政党地位交替中维持自己的大党地位，不仅有赖于其自身特点，也在于它能顺应时代变迁，及时调整政策。保守党对改革的僵硬态度的改变，增强了其在变革时代的生存力和适应性；而它对自身构成的改善，也使其顺利完成了从主要代表土地贵族的、封闭的传统托利党向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并面向全体选民的、现代的保守党的转变。所以，迪斯累利在促成第二次议会改革之后不无自豪地说，他已“在全民的基础上重新确定了托利主义的地位”④。
    4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普选权的实现，英国各大党的政策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表现为第一，各党都开始摆脱特殊集团利益的限制，都在寻求一种能够面向全体选民的政策纲领。这一倾向从自由党理论家塞缪尔的主张中可窥一斑：他建议自由党不要受局部利益的影响，以完全公正无私的态度遵循阶级合作的方针，以赢得普遍支持⑤。各党虽不致于以此主张为本党立身原则，但无不以此为本党重要策略。实际上，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任何政党若仍固守某一特殊集团利益，势必会损害其在全民中的形象和地位。如保守党在1832年改革中的顽固态度使其遭到几十年冷落；而自由党正是奉行阶级妥协政策，才赢得工人长期支持；同样，后来的工党若不及时向其它阶层敞开大门，也很难成为一个有普遍影响的全国性大党。正因如此，各党都力图以全民代表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第二，各党政策日趋务实，不再拘泥于抽象的意识形态。英国原本就是一个有务实和妥协传统的国家，而普选制在相当程度上又使各党命运落在选民手中。各党要想反过来驾驭选民，就需要学会迎合取悦选民，这更培养了现代政党的务实妥协性。这点在工党政策上表现得极为鲜明。工党基本秉承了老工联的传统，也以可行性为条件，努力寻求现存制度能够容纳的方案。为了让资产阶级放心，它甚至在1920年拒绝了主张阶级斗争的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的申请，用独立工党领袖基尔·哈迪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非常讲求实际，不能去追随肥皂泡那样的空想”⑥。同样，自由党所改奉的新自由主义也声称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妥协”⑦。而保守党对改革的新态度显然也是这种务实政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