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城邦和古代中国早期国家（夏、商、周），都是在人类社会从氏族制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中产生的。它们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存有不同的特征，本文仅从国体和政体的角度，对二者的差异作简要探析。
    一就国体而言，古希腊城邦和古代中国早期国家皆是奴隶主贵族阶级专政。但二者在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构成上存有差异。
    古希腊城邦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统治，这一点勿庸置疑，但从城邦内部结构而言，主宰城邦者则是一个社会组织，即由具有公民权的自由公民组成的联合体--公民团体。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①“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②“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③那么在城邦内，公民团体的公民资格、公民成份以及各种成份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关于公民资格，亚里士多德以为“凡有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④在这里，他把政治权利看作是公民资格。事实上，公民的权利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上，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参与城邦政治管理；经济上，公民权是同财产相关联的，土地所有权是公民权的保障；军事上，公民就是城邦战士，城邦实质上也是一个由自由公民组成的军事团体，城邦军事制度即公民兵制。当然，公民的人数和公民权限在不同时期、不同城邦也是有所区别的。公民成份与公民权是相关联的，尽管公民权限度是个变量，但从古希腊各城邦历史中可以发现，公民成份主要，由氏族贵族和一般氏族成员演变而来的平民构成。按照财产关系和职业判断，公民包括氏族贵族奴隶主、工商业奴隶主以及小农和手工业者阶级。这就决定了在公民团体内部，公民各成份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主要表现为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大多是平民取得胜利，这种胜利往往以贵族妥协的形式表现出来。“梭伦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调停自由公民内部的矛盾，他的立法兼顾海岸派、平原派和山地派的利益。因而公民团体内部的斗争呈和化趋势是城邦抵御外敌，对内共同统治包括奴隶在内的无公民权者的需要，换言之，倘若公民团体崩溃，城邦则不复存在。
    在城邦内，除了占统治地位的以公民团体为载体的自由公民阶级外，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则是奴隶、外邦人以及边区居民等。奴隶阶级同公民权根本无缘，他们被当作自由公民的私有财产。按奴隶的来源和剥削方法的不同，奴隶可分为两大类型，即斯巴达型和开俄斯型。斯巴达型的奴隶，来自被征服地区的希腊人的后代，主要用于农业生产，通常为全体自由公民即城邦所有；开俄斯型的奴隶，则是来自奴隶贩子从“蛮邦”买来的非希腊人，用于社会生产各部门劳动，主要为自由公民所私有。外邦人，他们虽是自由民，但无公民权。如在雅典，外邦人可来这里经商、开设手工作坊、当医生和教师等，他们不但政治上无权，其他方面亦受限制，如他们不得在阿提卡境内购买房屋土地，必须缴纳人头税等等。边区居民同样也处于无公民权的地位，例如斯巴达的皮里阿西人，他们虽然是自由民，但无公民权，在政治经济上遭受斯巴达人的压迫和剥削。由此可见，古希腊城邦政权的实质是奴隶主贵族阶级对奴隶阶级及其他无公民权者的专政。由自由公民组成的公民团体是城邦的主体，自由公民则是城邦的主人。
    希腊城邦之所以形成在城邦中占统治地位的公民团体，是由其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确切地说，城邦公民团体是建立在古典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在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中，同其他文明民族一样，希腊人也经历了氏族公社、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则经历了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化。在希腊城邦内，存在着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局面，而私有制作为历史的趋势，在社会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将逐渐代替公有制。从提秀斯改革和梭伦改革中可以看出，规定公民权利和义务皆以公民个人占有财产多寡为准，城邦公民团体对自由公民的私有土地，除了为防止过分分化而采取某种限制政策外，一般无权支配。即便是作为公有制的城邦公民团体所有制，其目的也是为自由公民财产私有服务的，“这是积极公民的一种共同私有制，他们在奴隶面前不得不保存这种自发产生的联合形式”⑤。正是在这种古典所有制基础上，自由公民以财产私有为根本，以独立的人格和地位联合成一个自由人的集体，共同剥削压迫奴隶等，共同抵御外来侵略。这便是公民团体存在的经济基础和必然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