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始和以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为终的远东危机时期，英国是“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国家”①，对远东时局的演进有着重大影响。在危机的全部过程中，英国始终立足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立场，以帝国主义的目光审视着事态的变化，以殖民主义的口吻对危机加以评价。由于缺乏与日本抗衡的力量，英国只能求助于外交手段和舆论工具，执行着一条以防日、限日和避免与日发生军事冲突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李顿调查报告》是这一几经变化的政策的最终体现。本文的主题便是对危机后期英国所持政策的探讨。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并不断扩大事态。英国完全清楚，事件是日本“军部或满洲司令官（即关东军司令官）所为”，日军“仔细从事密谋和隐蔽的计划似乎是明显的。”②英国驻国联代表塞西尔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不容置疑，一个保护国是东京军部的既定政策。”③然而，由于英国在华利益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地区，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流域，而在东北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日本的侵略活动未对英在华利益构成威胁和压力。因此，亲日倾向颇为明显的英国政府认为：“英国在满洲的利益明显少于（英国）与日本保持坦诚关系的益处。”④再有，当时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实力不足以同日本对抗，以及欧美列强对日本的行径都持不过问的态度，“没有人有丝毫想要在猫脖子上系铃铛的念头。”⑤，因而，英国对事变持消极的“不干涉主义”政策，⑥避免卷入纠纷，特别是防止引起日本对英国的不满。英国外交部训令驻外使节“特别不要首先对任何一方（指中日）提出抗议。”⑦其具体的作法就是英国利用受它操纵的国联，敷衍中国的呼吁和国际舆论。英国此举是对日本的姑息，客观上起到了放纵日本的作用。
    10月26日和28日，日本提出要与中国进行直接谈判，并附有5个条件，以不谈判就不撤军相威胁。而中国则提出先撤军后谈判。人所尽知，按照日本的条件进行中日谈判“将是中国同爬在自己背上的老虎谈判，”但英国却努力试图促成谈判。⑧国联遂通过决议，主张中日直接谈判。英国估计到国联在谈判问题上不会有所作为，只能以“表示遗憾”而告终。为了应付国际舆论，英国借日本提出要求国联派一调查团到东北“调查”的建议之际，操纵国联。于12月10日，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上通过了派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的决议。日本的本意旨在阻止国联通过制裁它的决议，并用拖延时间的方式，以造成侵占东北的既成事实。而英国则随机应变，借此掩饰外交上的失败和被动。英国预料，调查工作需要6-9个月的时间。届时，双方情绪会冷静下来，风波会自行平息。这就是李顿调查团的由来。英国又一次姑息了日本。
    在中国东北的得手，使日本的野心急剧膨胀，为了转移国际上对其强占东北的视线，并取得进攻中国内地的新基地，迫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屈服，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日本借所谓“日本和尚事件”，挑起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在本不属于其势力范围的上海的侵略活动“将改变长江流域的全部形势，”并首先直接威胁到英国在华利益，这使英国大为震惊。英国政府已明确意识到日本的“冒险政策远远超出了我们迄今为止所估计的那样。”⑨1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致信首相麦克唐纳：“我在思想上已不怀疑日本正在推行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如同它们在满洲一样。”⑩外交部远东问题顾问普拉特预测：“如果日本继续未受到抑制，英国将被迫从远东全部撤出。”（11）
    根据其实力，英国在中国的唯一目的是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遏制日本在华东地区的侵略扩张，防止英国在华利益受损。为此，英国推行“积极的和解政策”（12），采取了较前强硬的方针和一系列积极主动的措施，由“非常出色的中国事务问题专家”（13）兰普森领衔出面，在中日之间进行斡旋和调解，终于促成了《淞沪停战协定》的签定。英国主动而积极的干预是“一·二八”事变得以平息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英国将它视为一大外交胜利。
    （二）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局势逐渐稳定下来。7月17日，驻沪日军“已根据停战协定，完成了撤退”，（14）长江中下游的紧张气氛终得缓和。在这半年多时间里，日本借上海事变转移了国际舆论的注意力，赢得了时间，基本完成了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因而，如何对待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再次成为英国远东政策所面临的中心问题，它关系到中国乃至远东的局势是否能够稳定。“一·二八”事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对英国产生了强烈震撼，“在远东，由于来自日本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恶意，使我们损失惨重。”（15）“（日本）对于英国在远东而言，有一种真正危险。”（16）日本已成为威胁英国在华利益的势力，并危及着英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维系亚太地区和平的华盛顿体系。这迫使英国采取谨慎和认真的态度对待事态发展，积极谋求东北地区局势的稳定，防止日本再次进入中国内地。
    在对待日本侵占东北这一问题上，英国仍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东北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是日本的“生命线”，强调东北问题的“复杂性”。外交部远东事务副次官威利斯利写道：“以法律根据来裁决目前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力的发展是困难的。”（17）因为，他们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是违背和践踏国际公约的，但从经济和物质上讲，日本却“有利于”该地区的发展。而且，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认为日本实际上已控制了东北，还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因此，拟在东北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已是不可能的，日本“将在满洲取得胜利，就象它在朝鲜那样”。（18）英国还认为：“只要它能避免，日本不会打算同西方决裂。”（19）但是，英国也清楚地看到，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愤怒。在国联，许多中小国家纷纷抨击日本，要求国联对日实行制裁；“各国的民主力量不约而同地发出反对日本，声援中国的呼声；在中国，反日爱国运动此起彼伏。兰普森电告西蒙：“如果我们在任何方式上宽恕了非正义或庇护日本，其影响是相当可叹的和世界范围的。”（20）这种影响“可能会导致英国在国联陷于左右为难的被动地位”，以致英国对国联的控制力的被削弱和在中国出现反英运动。英国对1927年中国的反英运动记忆犹新，尤其是对抵制英货的斗争手段。另外，英国不愿看到东北被日本独吞，因为，这违背了英国所支持的“门户开放”原则，会使东北的大门对英国关闭起来。因此，“为了生死存亡的主要利益，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调解。”（21）这时的“调解”已不同于以前，是面对长城内外的现实和英国在华利益的安危，采取谨慎和有效的外交措施，维持现状。普拉特颇有权威性地说：“无法根据纯粹的司法原则，找出永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必须抛开理论上的主权而面对现实。”（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