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远东的现状，英国制定相应政策的原则是“既不激怒日本，也不放弃与中国的友谊”，扮演“维持和平的平衡力量”。（23）由于“日本确有足够的力量来公开反抗世界，而且，不会有任何国家为了达到限制它的目的而准备战争。”（24）因此，英国政府认为：一方面“我们必须避免处在（与日本）对抗的位置上，要保持处在道路的中间部位。”（25）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无心也无力抗战，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又被围困在湘赣闽等地而无法开赴抗日前线，但是，在远东地区，中国仍是一股打击、抵御和牵制日本的强有力的力量，并有可观的潜力。除了正在全国蔓延并因得到世界广泛支持的抗日爱国运动外，在经济贸易上，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的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再有，中国政府及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希望英国等列强出面干预，阻止日本的侵略扩张，所以，如果英国袖手旁观或过于偏袒日本，势必导致中国因失望而迁怒英国。英国外交部官员认识到，只有促进同中国的联系，英国才能维持在远东的影响。（26）
    在这种情况下，平衡原则成为此时英国远东政策的基调。（27）在执行过程中，英国仍不直接出面，而是在幕后操纵国联代为行事。西蒙把英国的行动方针归纳为：“（1）相信国联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其一致行动；（2）在将会招致与日本严重对立但又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要起带头作用；（3）公平地对待中日；（4）努力将日本留在国联中。”（28）12月13日，普拉特在备忘录中，就英国在国联中奉行的原则写道：“英国代表应避免处在一个突出或主导的地位，”并强调：“英国政府……的原则是……在双方的争议中，保持与他们的传统友谊并尽量最大能力在远东恢复和谐的国际关系。”（29）
    （三）
    英国在推行其政策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对待伪满洲国。日本一再扬言：“满洲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承认满洲国为自治的国家，”（29）并以退出国联为要挟。对此，英国完全清楚，如果承认伪满国。就等于公开支持日本的侵略扩张。在国际上，这会被视为践踏了《九国公约》等国际条约，有损于英国的名誉和形象；在中国，则必将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导致英国在华利益受损。对于伪满洲国，英国清楚：“作为傀儡的溥仪绝对没有力量，……日本的当务之急是要巩固它（伪满洲国）在满洲的地位，而总的计划是要把它变成如同朝鲜一样的国家。”（31）假如英国满足了日本的要求，无疑是承认了东北为日本的殖民地，其结果将会使英国等列强无法在东北推行“门户开放”政策，致使日后不能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东北。因此，英国的对策是以《九国公约》中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条款为由，反对东北“独立”，要求取消伪满洲国；在建议在确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的前提下，允许东北自治和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
    英国想乘日本尚未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之际，竭力劝阻日本“承认”伪政权，尽管英国明白“日本政府对满洲国的承认不可能被拖延很长时间”。（32）9月15日，日本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在外交上“承认”了伪满洲国。英国的第一个尝试失败。
    李顿调查团是英国推行其政策的重要工具。调查团的活动完全处在英国的操纵下。3月14日，李顿调查团由日本抵达上海。15日，威利斯利指示兰普森将英国的政策和主张转告李顿。（33）为了防止李顿受国联反日情绪的影响，9月21日，西蒙致电劝告李顿在返回英国的途中，不要在日内瓦停留。（34）
    10月3日，由国联颁发的《李顿调查报告》（下简称《报告》）（35）贯穿着英国“面对现实”的“平衡原则”。《报告》除了序言和绪论外，共有10章，洋洋18万字，另附有委员会专家所作的9篇特别研究报告。它出于为了坚持“门户开放”原则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目的，承认了若干事实。《报告》指出：承认中国对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指责日军未经宣战强占东北，“使其与中国分离而宣布独立，事实俱在。”在中日争端问题上，虽为日本辩解，认为中日双方斗争的性质“属于经济性质”，“至关于经济绝交（即抵制日货）之方法，调查团声明非法举动当所不免”、“双方抗争各有是处”等等，但确定“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所策动，“日方系抱有一种精密预备之计划”，“一九三一年九日十八日夜，该项计划曾以敏捷准确之方法实行之”。其行为“实亦不足以证明军事行为之正当”。对于日方的“自卫”之说，“调查团……予以摈斥”，称“是晚日方之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关于伪满洲国，《报告》认为它是日本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因为“现在之政权，不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满洲国’之构成……最有力之两种分子，厥为日本军队之在场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若无此二者，则‘新国’决不能成立也。”对于伪满洲国，“一般华人均异其趋”，认为它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在关于中日之争的解决原则及措施的内容中，《报告》的观点完全秉承了英国的主张。它认为，在中国东北应该正视现实状况，“……如仅恢复旧状并非解决办法。……恢复原状，亦徒使纠纷重现，是仅就该案全部之理论方法着想，而未顾及局势之真相者也”；主张取消伪满洲国，“维持及承认满洲之现在政体，亦属同样不适当，……此种解决办法与国际义务之主要原则不合，并与远东和平所系之两国好感有碍，且违反中国之利益，不顾满洲人民之愿望，……日后是否可以维护日本永久利益亦属疑问”；要求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吾人乃承认满洲在日本经济发展上之重要性，日本为该国经济发展之必要要求，建设一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府，吾人亦不以为无理”，“日本在满洲之权利及利益，乃不容漠视之事实。倘某种解决不承认此点，或忽略日本与该地历史上之关系，亦不能认为适当之解决”；建议东北自治，“满洲政府之改组，应于无背于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之范围内，使其享有自治权，以求适合于该三省之地方情形与特征。”为了防止日本“享有经济甚至政治管理权，”独霸东北，《报告》还进一步提出这种自治应是在国际共管的形式下进行，“以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建设，”“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就国联行政院提名单中，指派国籍不同之外籍人员二名，监督（一）警察（二）税收机关。该二员……当掌有广泛权限，”“行政长官当就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之名单中，指派一外国人为东三省中央银行之总顾问，”“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指派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之比例，”“……由外国教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兵，为东三省境内之唯一武装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