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以《报告》为依据，以国联为场所，进行调停斡旋活动。中国政府表示接受《报告》，而日本则反对它，特别对《报告》中“对满洲现实事实的否认，帝国政府（指日本政府）断然不能接受。”（36）日本政府发言人声称：“该报告对日不公正处甚多，但对华不公正处则绝无。”11月21日，国联行政院就东北问题进行辩论。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在发言中竭力为日辩护，阻挠会议通过《报告》，把日军的侵略行为说成是为了“远东的和平和世界的和平，”（37）要求按日本的观点修改《报告》。中国代表顾维钧据理辩驳，予以痛斥。会议以中日代表的论战相始终。而出席会议的西蒙则褊袒日本，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混为一谈，强调《报告》中指责中国的部分，声称中日双方均有过错，而中国应对危机发生负责，并表示英国反对制裁日本。“全世界新闻记者普遍认为英美在满洲事件中屈服于日本。”（38）12月6日，国联召开大会。会场上争论十分激烈，导致9日休会。日本不断扬言要退出国联。很明显，“日本无意使用国联的和平机构来解决他们的困难，……他们将不忍受外界对满洲的干涉。”（39）
    英国为了打消日本退出国联的念头，一方面操纵国联制定了一个妥协方案，该方案回避了要求日本取消对伪满洲国的承认和国联通过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决议，在形式上赞同《报告》。对于伪满洲国的存在则仅是含糊地表示反对。英国将这个方案提交给国联的一个十九人委员会，英国想以此来缓和国联里的对峙。另一方面，英国打算采取拖延的办法，“让事情延续到（1933年）1月底，”（40）幻想对局发生转机。直到1933年1月4日，英国还在向日本提出一些妥协条件，以换取日本的让步。1月12日，普拉特在一份外交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必须等待时机。届时，……目前不可能的中日之间的问题解决会变成可能。”（41）然而，事违所愿，在国联，由于中国和中小国家的反对，妥协方案流产。另外，1月15日，美国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不承认伪满洲国。美国新表现出的对日强硬态度，对英法等欧洲列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在日本更为猖獗，日本政府对中国实行了新的侵略扩张计划。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并向热河地区发起进攻。日军的炮火宣告了英国的政策的失败，粉碎了英国想通过外交途径和舆论压力，“把日军送回军营，”以解决东北问题的企图。“面对现实”，英国政府无可奈何地认为：“与其为了使日本留下而使国联的尊严和原则受到损伤，倒不如让它退出更好一些。”（42）西蒙自我解嘲地说：“准备看到的是日本的退出，而不是国联放弃自己的原则。”（43）2月24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东北的主权属于中国；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国联成员国不得对伪满洲国予以承认；要求日军撤至满铁属地……最后，松冈洋右板着面孔发表了简短的声明，他说：“日本政府不得不认为日本就中日之纠纷而与国联合作之努力已达终点。”（44）日本代表旋即退场。3月27日，日本政府“相信已无同联盟继续合作的余地。”宣布退出国联。英国等国就远东危机所作的调停斡旋工作以失败而告结束。同时，日本加强和扩大了在热河地区的侵略。5月31日，日本迫使南京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完成了对中国东北和热河的侵占。
    （四）
    显而易见，由于英国在华及远东的经济利益丰厚，在经历过“一·二八”事变后，便不能再听任日本为所欲为，但又因缺乏足以与日抗衡的力量为依托，使得英国只能仍以一系列国际条约为依据，在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口号下，求助于外交手段和舆论工具，来同日本进行周旋，以防止和限制其进一步扩大侵略为首要任务。为此，英国以牺牲中国东北为代价，企图把日本局限在东北，以减轻日本对长江以南的压力，但在那强权胜于公理的场合里，英国这种软弱无力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远东危机的结果“明显是日本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45）
    这一时期英国的政策仍同前期一样，是以自身利益的安全与否为核心，《报告》是其主要内容的体现。对于此时英国远东政策，特别是对《报告》，中国史学界一直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报告》“集中反映了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同日本的勾结和争夺。”（46）对此，我认为，英国的政策应该受到批判和指责。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是不尊重中国主权的，而对日本的罪行却表现出一种漠然。当日本以退出国联来威胁西方干涉和舆论谴责时，英国耽心的是由于日本“仍是远东的一流国家和决定因素……如果日本退出国联，国联在公众心目中会受到损伤。”（47）在《报告》中，多处无视中国的权益和地位。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当时的现实，即日本完成了对东北的占领；南京政府的抗日意志消沉，中国军队已撤入关内；在东北，大规模有效军事抵抗已基本停止。因此，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及防止日本的进一步侵略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所以，英国的政策和《报告》在客观上，对中国具有颇为有利的积极内容。正是这些内容在法律上否定了日本侵略行为的合法性，使日本在世界舆论面前处于受指责的被动地位。为此，日本大为恼怒，宣称日本的政策“与国联的见解完全不同”，拂袖离国联而去。
    英国在远东危机问题上的政策性失败无疑是向日本表明，列强对于日本的扩张是无力加以有效阻挡的。危机结束后，日本变本加厉地在华进行侵略和渗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亚太地区缔造的和平局面趋于瓦解。同时，国联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逐渐名存实亡。另外，日本不断膨胀的野心和肆无忌惮的行为，使英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处境日趋被动和艰难。塞西尔在1941年时写道：远东危机时期英国的为所欲为“……鼓舞了欧洲的侵略势力--首先是意大利，然后是德国--蔑视日内瓦（即国联）苦心建立起来的反侵略屏障，并把我们一步步带到目前的地步。”（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