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二战结束时，作为大英帝国遗产之一的种族主义思想已经渗透到了英国人的民族意识中。当英国政府将有色人种作为一种急需的劳动力资源引进之后，受到英国白人群体的歧视便有了思想和社会基础。在英国社会的各种场所中，其语言充满了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就连所有正规的宣传资料和教育资源中均弥漫着种族歧视的意味。从它们对有色人种的称呼中可见一斑：“较少种”“劣等有色人”“土人”“野蛮人”以及“白人的累赘”等频频出现在宣传性资料中。(11)而且不少英国白人认为，黑人移民的到来将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威胁他们的生存条件。比如，他们非常不满黑人与他们同住一个社区，所以，大量白人采取主动“隔离”的方式，离开黑人所在的社区。(12)
    移民与种族歧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种族歧视针对的即是移民中的有色人种，反对政府的移民政策就体现了这种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白人种族主义者通过英国的选举制度对政府的移民政策施加压力，这种举动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已经产生了效果。因为负责处理种族关系和执行移民政策的实体正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机构，这些地方机构在实践中具体负责就业、警察、教育和住房等核心领域内政策的实施。尽管这些机构也曾对移民所面临的困境进行积极的改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得不受制于当地居民的态度。例如，1960年12月13日，伯明翰移民控制协会(13)(Birmingham Immigration Control Association)成立之后发起针对下院议员签名的请愿活动，并且由塞瑞尔·奥斯伯恩(Cyril Osbourne)组织发起一次全国性的签名请愿活动，企图以此影响政府关于移民控制问题的决策。而为了达到控制或抵制移民的目的，伯明翰的右翼托利党议员于1961年4月督促该协会，称当议员们正在游说保守党领导制定一项抵制移民的议案时，地方选举中不该让无党派候选人上台，以免对议案产生与其目的相反的影响。5月，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73%的选民赞成控制移民。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则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种族主义者，他的“血流成河”(14)的演讲获得的支持率一度达到79%，并曾引发新一轮种族歧视的浪潮。(15)一与此同时，针对有色人种出台的《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案》，由于添加了控制移民的措施而被看作是当代英国种族关系决定性的转折点，这种决定性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政府放任主义移民政策的重要转变。它与1965年、1968年以及1971年出台的移民政策一起表明，20世纪50年代放任主义的政策走到了终点。(16)
    更有甚者，英国白人中的种族优越论者公然攻击有色人种。1958年诺丁山嘉年华活动期间，白人青年工人突然来到诺丁山黑人聚居区，在英国法西斯工会(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的战后组织——奥斯瓦尔德·莫斯莱的工会运动(Oswald Mosley’s Union Movement)组织下，4000多名白人青年聚集在该城街道长达四天，他们攻击见到的每一位西印度人。而在此过程中，警察充当了帮凶的角色，他们竟然对白人青年肆无忌惮的暴虐和流氓行为无动于衷。当被激怒的当地黑人组织起来抵抗这种种族主义暴行时，警方力量才开始介入，着手早就应该进行的公共秩序的恢复工作。(17)警察面对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攻击行为表现出的集体失语的状况，证明了英国整个监管部门中也存在种族歧视的现象。正是这次事件，使有色人种决心组织起来抵抗一切种族歧视行为，这包括1976年亚裔青年围攻警察局的举动和加勒比黑人后裔与警察的公然对峙。
    其二，从当时英国的经济形势来看，经济环境的恶化为种族冲突的发生提供了适时的土壤。二战结束后有色人种大量进入英国之时，也正值英国的帝国大厦摇摇欲坠之时。二战使英国的整个工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战后经济重建与劳动力短缺的双重困境导致英国不得不打开移民的大门。尽管当时有大量的白人移民进入英国，但是仍然满足不了英国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英国皇家人口委员会经过调查后提出，英国每年仍需移民1.4万人才能满足经济重建中对劳动力的需求。(18)于是，为了发展经济，以便使国家从战后衰败中尽快恢复过来，针对有色人种的移民政策由此迅速出台。继1948年加勒比第一批492名黑人移民到达英国之后，到1951年，英国的有色人种达到7.45万人；1961年则为33.66万人；仅1962年上半年，又有9.49万人来到英国。(19)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种移民政策和移民趋势仍然得到英国社会中的企业家和政治精英阶层的大力支持。(20)英国官方数据显示，从1963年到1975年，来自新英联邦和巴基斯坦的移民总计约为7l万人，而每年来到英国的黑人人数相当于英国本土的利敏顿斯巴(Leamington Spa)、克鲁(Crewe)以及玛盖特(Margate)这些镇的人口规模。(21)移民的大量涌入，短期内对英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帮助，但不久之后，英国的经济却开始遭遇滑铁卢，由此对有色人种的生存造成很大的困境。
    二战后，为了调整和恢复世界经济关系，重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1944年7月，美、英、苏、中等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构建新的世界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的目标是建立新的国际货币制度。具体来讲，各国实行双挂钩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自由贸易多边兑换。这实际上正式宣告美国业已获得对世界经济的绝对话语权，而同时表明，英国曾长期以来在全球经济中独执牛耳的格局已成为历史。不仅如此，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事实上的失败对英国经济发展又是致命一击。之后，英国一直处于前经济危机的状态，工业部门中的几大行业开始大规模收缩，失业率开始逐步升高，从1955年到1958年，英国的失业率在3%左右。(22)这相比起1948年以来福利制度下的“充分就业”而言，就业情况已开始恶化，而大量有色人种的不断涌入对英国的就业市场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根据当时的劳动大臣翰森(Randall Hansen)的档案资料显示：早在1958年8月，英国国内就业市场对移民劳动力的需求已开始下降；在1959年下半年，有色人种的失业率又进一步升级。(23)因此，当1958年英国经济下滑之时，本来就对有色人种心怀芥蒂的白人青年开始寻衅闹事、攻击诺丁山黑人，以此来发泄对其自身经济遭遇的不满。到1963年2月，英国失业人口为87.8万人，占到被保险人口的3.9%，达到1947年以来的最高。(24)从1966年到1970年，伯明翰12%的男性工人失业。(25)在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就业市场的疲软势必造成白人与有色人种的生存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