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1932）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史学家之一。1893年，他发表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提出了著名的边疆论题。此后，在他逝世前40年里，边疆论题一直在美国史学论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一论题受到了美国国内学者的猛烈攻击，影响似不如以前。到60年代和70年代，一个重新认识和评价特纳学说的浪潮重又掀起，赞扬和责难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可见其影响依然经久未衰。
    近年来，我国众多学者对这位有争议的人物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介绍和翻译了有关特纳的著述外，还涌现了多种深有见地的文章。究竟应当怎样评价特纳学说的历史地位呢？本文试图从其边疆论题本身来做一探讨。
    一、新的声音--美国史学研究的一次革命在特纳发表他那篇著名论文时，美国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经过100 年来的奋斗，这时的美国终于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也从经济上摆脱了对欧洲的依赖，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然而，它却缺乏独立的民族文化，欧洲无论从宗教上，或是从思想上都对它有着重大影响。
    长期以来，美国的史学一直是隶属于文学的一个分支，直到19世纪70年代，也没有从事历史研究的专业人员。这个时期的历史研究是由所谓的“贵族史学家”（the patrican Historians）①所控制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在伟大人物的作用和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上，而且在写作时倾向于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以便吸引读者，所以，这些历史学家往往同时还是文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有一个总的倾向，即认为美国历史的发展和欧洲历史具有共同的性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天生就有将民主带给其他民族的使命，而美国的历史是世界历史通向自由的标志，因此美国负有树立自由模式的特殊使命。在这方面，班克罗夫特的观点是有其代表性的。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就是上帝计划的硕果，因此美国人负有使命去向全世界传播民主。②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史学研究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个是历史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另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史学研究思想的影响。
    内战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新的大学发展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受到了高等教育，加上许多从欧洲回来的知识分子，从而出现了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并开始使历史研究专业化，美国的史学研究也因此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首先，它改变了历史研究的业余性质和贵族倾向。这些专业史学工作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的兴趣突破了上层人物所感兴趣的范围，从而开阔了历史研究的视野。第二，历史研究的专业化使史学由文学的依附地位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从而使它摆脱了文学的浪漫气息，更多地注重揭示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和规律。
    1859年，达尔文发表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他在生物学上的建树也极大地影响到社会科学。当他的进化论思想传入美国后，美国的历史学家们便开始重新思考历史研究的性质，并试图把达尔文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③在早期的专业史学家中，这种观点颇为流行，他们被称为“科学派”。
    因此，到19世纪70年代，多数人已认为历史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不再是文学的分支了。但是，对很多历史学家来说，所谓历史科学的研究，也不过是对资料的搜集和分类罢了。从这一点上看，他们并未能够超出贵族史学家们的活动范围。当时，比较能从理论上形成一种派别的是以赫伯特·B·亚当斯（Herbert·B·Adams 1850-1901）为代表的“生源派”。他们力图用一种生物学的方法来使历史研究科学化，并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也开始注意对于政治制度以外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等方面的研究。
    但是，从根本上说，亚当斯派仍未摆脱贵族史学思想传统的影响，他们的理论基础仍然建立在来自日耳曼的美国民主之上。他们的理论只是在“唾弃上帝的同时，披上了进化的外衣”，实际上依然是重申“各种历史事件都是按照上帝意志安排的古代思想”。④就在这时，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全美历史学会的年会上，一位年轻学者当众宣称：“以前研究美国制度史的学者们过分注意寻找日耳曼根源的问题，而对于美国本身的因素却注意得十分不够。”他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论点：“一部美国史大部分可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⑤这位年轻人正是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亚当斯从前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