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提到的这两点必然影响到美国的政治制度，起源于欧洲的美国民主制度不能不打上边疆的烙印。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正是在边疆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加强起来的，而建国后美国领土的扩张的第一步--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一般都认为是一个起点。有人说：“在1783年，各州是联邦政府的创建者，到了1861年，联邦政府则是大部分州的创建者。”（17）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19世纪的历史证实，正是在边疆推进的过程中，美国形成了自己的国内市场，因此，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制定它所需要的立法、关税、土地政府等。联邦政府的各项制度都必须按照美国自身的需要去发展，而不是简单地承袭欧洲已有的模式。美国19世纪土地政策的演变即是一个生动的实例。在欧洲殖民者刚刚进入北美大陆的时候，他们也曾欲建立象欧洲那样的封建土地制度，但很快就破产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北美广阔的“自由土地”使得农民得以逃脱主人的束缚。美国建国后，土地政策几经变动，这也是随着边疆的推进，在自由土地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改革。从1785年的土地法到1787年的西北土地法令，1804年的新土地法。1820年的降低出售单位面积的法令，直到1862年的“宅地法”，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这样的土地制度，是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无法产生的，因为它们缺乏美国这样的客观条件。也正因为如此，在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是“羊吃人”，结果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而美国的工业化过程却成了“机会”的同义词，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移民。
    特纳所揭示的以边疆为主线的美国历史画卷，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前一世纪，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无一不是与边疆紧密相连的。这说明，美国历史的自身因素决定着它的发展。因此，无论特纳的边疆论题有着怎样的缺陷（确实有），它都具有强大的活力。
    三、新的启示--历史学家的任务但是，仅仅从边疆论题本身去认识它的历史地位是远远不够的。一种理论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和传播，是与它展示了某种历史的前提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特纳在他提出边疆论题之前就曾这样说过：“每个时代都力图形成它自己的历史观。每个时代都要参照它那一时期的最重要的情况去重新撰写历史。”（18）他的边疆论题具有时代意义。
    前面说过，特纳提出边疆论题的时代正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对于这一点，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但是在当时，却未必如此。特纳根据当时历史的特点，很有预见地向人们指出：“美国历史的第一个时期已经结束了。”（19）也就是说，边疆消失了，它意味着自由土地的消失，也意味着美国历史曾经赖以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已不复存在。特纳说：“美国社会已经达到了在它形成过程中的第一个伟大时期的末年。它必须考察自己本身，思考自己的起源，考虑它在横越大陆的漫长进军中带来了具有什么含义的货物，它给人以什么抱负，它将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应该如何保存拓荒者想象中那些最好的东西？如何调整过时的概念以适应现代生活中变化了的条件？”（20）这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向人们提出的问题。
    特纳自己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的呢？他说：“一个民族的理想--他们的热望和信念，希望和抱负，梦想和决心--是他们文明中的宝贵资产……、这个国家就是在拓荒者理想下形成的。自约翰·史密斯船长首次袭击大陆东部边缘的美洲森林地带之后的3个世纪中，拓荒者们离开业已定居的社会，奔向茫茫荒野， 一代接一代地寻求新的边疆。他们的经验对这个国家的意识和意欲发生了持久影响。”（21）边疆消失了，而边疆精神依然存在--寻求新的边疆，这就是出路。美国人需要一个更为广阔和深刻意义的领域--“消失中的自由土地的替代物”。（22）特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治必然会发生两种倾向，一是国内政治改革，中央政府权力扩大；二是对外卷入世界事务，孤立主义的打破。
    19世纪末，美国社会发展的两个重大变化是：经济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企业的自由竞争转向垄断。因此，随着边疆的推进而发展起来的美国民主制度也受到了威胁。于是，一个要求加强政府权力，控制少数垄断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结果便出现了20世纪初到20年代的进步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按特纳的看法，拓荒时代的竞争性的个人主义由于政府权力的扩大而受到了限制，过去建立在“自由土地”上的“传统民主”，转而要依赖政府的保护了。（23）这是改革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