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中立政策的历史与现状(3)
50年代以后,瑞士在履行国际委任的同时,参加了朝鲜战争停战后的国际遣返战俘委员会,至今仍是朝鲜停战国际观察委员会成员。瑞士不是联合国成员国,却为联合国维护和平部队提供财政援助。如为刚果、中东、塞浦路斯乃至当今激烈冲突地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提供了许多援助,据有关资料统计,1953-1975年这20多年中,瑞士提供的财政援助达20亿瑞士法郎。(14) 瑞士在促进国际谈判方面也起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如1961-1962年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谈判的结果使得法国终于承认了阿的独立。瑞士在法阿谈判中的斡旋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瑞士给予当时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以外交礼遇和友好接待,表明了对它的信任态度,为促成双方交换意见、达成协议起了积极作用。又如美国和伊朗人质危机期间,瑞士作为中介,在双方中间进行了斡旋工作,在两国断交后,瑞士又应美国请求保护其在伊朗的利益。在国际上,遇到有两国断交或关系破裂的情况下,也往往向瑞士请求其保护自己在对方国家的利益。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仅在1981年,瑞士就履行了11个国家的17项委托。(15) 瑞士提供良好服务的最广泛形式是促进各类国际组织的活动,为它们的活动提供领土、场所和创造和睦顺利活动的气氛与条件。在瑞士每年要举行许许多多的各种国际会议、会晤、谈判,以及各种集会、文化性节日等,这也被看作是“瑞士永久中立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6) 最早在瑞士建立国际组织总部的是1865年成立的国际电信联盟和1874年成立的万国邮政联盟;根据一位瑞士医生的倡议,1863年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社会委员会,是为国际红十字会活动之开端,1880年正式取名为国际红十字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瑞士各城市特别是日内瓦,作为国际活动中心的意义大大增长,国际联盟总部当时即设在这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总部数目急剧增长,其中有联合国欧洲委员会和15个国际组织常驻机构等。设在巴塞尔的有国际清算银行,设在洛桑的有国际奥委会总部。(17)至于国际组织的活动规模,仅1976年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委员会就召开了330次各种会议,(18)由此可见一斑。许多重大国际事件的解决在瑞士画上了句号。比如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日内瓦召开了中、苏、美、英、法五国外长的印度支那问题会议,其成果载入史册。这次会议结束了法国对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长期殖民战争,承认了上述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后来美国破坏了协议,这是后话,这里不再赘述)。其他还有诸如长达20多年的限制和裁减军备的谈判等等国际会议,联合国关于当前世界热点的巴勒斯坦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也是于1983年在日内瓦召开的。 瑞士迄今还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仅有其观察员身分,但积极参加了联合国的众多组织的工作和活动,其中包括联合国贸易发展理事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环境问题计划、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等。从1948年起,瑞士就是联合国国际法院规约的参加者。据统计,瑞士在1981年用于联合国各专门组织及活动的预算达1亿瑞士法郎。(19) 瑞士的政府人士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强调,保护人权也是瑞士中立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仅从瑞士国内情况来讲,事实也不尽然如此。比如说,瑞士全国劳工中,外籍劳工占了近1/4,他们通常都从事瑞士人不愿干的最脏、最累的低工资的工作,这些劳工有多少人权可言?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他们驱逐出去,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就瑞士公民来讲,虽然法律上有明确规定,但违反法律的事也时有发生,如妇女的工资就比男人少约1/3,妇女只是到1971年才在全国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每年也收到不少对瑞士破坏人权的指控。再者如,瑞士工人建立工会也遇到诸多困难,迄今工会会员只占瑞士工人的40%左右。 综上所述,瑞士的永久中立外交政策最直接地反映着瑞士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同时也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多世纪的事实证明,以国际中立法案所维系的国家,可以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瑞士就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瑞士是最早承认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早在1950年就同我国建交并互派了公使。永久中立国的地位与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核战争、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发展各国间的信任和合作是不矛盾的。 注释: ①(14)(16)《当代瑞士》,第51、463、462页,佩奥罗·阿尔托,1988年(Modern Switherland)。 ②(13)参见吉格列尔:《瑞士,如同现在那样》,第7-8、28页,伦敦,1978年。 ③吉格列尔:《被暴露的瑞士》第4页,伦敦,1978年(Switherland Exposed)。 ④80年代以来,瑞士的有关人士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讲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欧贝尔的《在传统和新事物之间的瑞士外交政策》、《瑞士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外交政策》,普罗勃斯特的《冲突中的世界和瑞士的作用》、《瑞士外交政策中的“良好服务”的作用》、《关于瑞士外交政策的某些思考》等。 ⑤(11)(12)(15)(19)转引自《历史问题》(俄文)1986年第12期,第46、49、49、54、57页。 ⑥《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俄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147页,莫斯科,1961年。 ⑦⑨玛尔滕斯:《俄国同外国列强签订的条约协议汇编》第3卷,第226、470-473页,1976年。 ⑧《国际条约集(1648-1871)》第313-314页,北京世界知识版,1984年。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1页。 (17)《国际组织简明手册》,第2、17页,莫斯科,1980年。 (18)泽林斯基:《日内瓦的过去与现在》,第103页,莫斯科,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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