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断定，布克哈特在历史认识上是完全反传统的，在他之前找不到答案，如果人们把视眼投向本世纪，就会发现，西方史学理论的一个主要趋向，是从解释历史事实的性质转移到了历史知识的性质上，历史认识是什么的研究取代了历史本身是什么的研究。“历史是什么”、“历史解释是什么”成了讲座的基本问题，而这与前一世纪布克哈特的思想有某种联系，甚至可以说是血缘关系。事实上，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家是把布克哈特作为他们精神上的祖师，他思想的这一方面被激烈的争论和研究。不列颠百科全书上也称他的许多思想融入了本世纪的思想之流。
    应该看到，布克哈特也强调要写客观的历史，并且在强调历史学家要占有丰富详尽的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上，也继承了朗克学派的学风。他准备撰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时，也作了类似朗克、蒙森等的“科学旅行”，去意大利广泛搜集资料，包括档案、文书、图片、文学艺术作品，并实地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遗迹。但他认为，这只是手段，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掌握有关过去的片断，从而从整体上去发现把握以往时代的精神面貌。但是，他不像朗克及实证主义史学家们一样埋头于历史资料，而是要通过史料达到构勒历史整体的风貌的目的。正如他在1870年给库格勒的一封信中说的，“不能浪费在研究过去那些永恒的事物上，除非我们是考古家，乡村史学编纂学派或诸如此类的人物，而是应该明确地指向一个目的。”⑦
    因为目的的不同，布克哈特对史料的取舍也不一样。他不仅看重史学家们通常看重的史料，如档案、文书、史料集成、碑文铭刻，而且从文学作品、艺术作品、民间歌谣等取材。我们不妨看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所引用的材料：《古代故事百篇》，《意大利刊诗集》，《故事》（弗朗哥·萨克蒂著），《论鄙夷尘世》（佩脱拉克著），《绘画》（达仁古尔编著），《学界逸话》，《神曲》（但丁著）等等。他的目的不过是要通过搜寻各种资料，“从中抽象出一般来”。⑧该书的写法也正是如此。他从大量的研究中，发现了六个方面，即国家统治手法的变化、个人的充分发展、古典文化的复兴、世界和人的发现、社交与节日庆典的变化、道德和宗教的新形式，最能反映出文艺复兴的面貌，标志近代欧洲起源，于是分六编进行展开和论证。
    文艺复兴研究在布克哈特时代已不是一个新课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对自己那个时代就有论述。这之后，不少人对此进行了研究。密芝勒在他的多卷本《法国史》中，将文艺复兴看作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古的时期，认为它是突然的自发的再生，但讨论限于十六世纪，布克哈特出书的前一年，乔治·佛夷格特出版了《古典文化的复兴》。书中提出，彼特拉克至米开朗基罗这一时代的意大利文化因古典学术的复兴而大放异彩。这种观点直接源于人文主义史学家，他们坚持是古代文化帮助他们从中世纪的迷惘中跳了出来。无数其他史学家把十四至十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看作以绘画、雕塑和学术的核心的历史。但没有哪一位把这种发展放在一个有机的整体中来加以考察。布克哈特以综合研究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观点为基础，只是他的史学观和方法，加上他个人的悟性，使他把这一时期放在自构的一个有机整体中考察，把文学艺术上的“复兴”与“再生”的概念引伸到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以及含义极广泛的历史领域，并且以个人主义和近代性作为两条主线贯穿全书，使他的研究成为西方文艺复兴研究的经典之作。
    三
    我们在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时，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布克哈特论述的每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并非孤立存在的，都能辨认出其发展的大致脉络，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古典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政治与中世纪的联系。但同时，我们又感到，这种联系和某种中断，即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标志欧洲起源的新特征，似乎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原因和背景的说明。全书结构独特，作者从国家、个人的发展、古典文化的复兴、世界的发现、社会风俗、道德宗教六个方面来论证其观点，诚如原书德文版的副标题所示“它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论文”。
    在十四、十五世纪，当西欧的西班牙、法国、英国正走上统一的封建君主国，封建制仍是维系德意志帝国统一的纽带时，意大利由于历代教皇和雷亨斯陶芬家族相互争夺国家的统治权，而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而这一切却几乎使意大利摆脱了封建制度。在完全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后，教皇的势力不足以统一全国，却又拥有足以阻挠意大利德意志帝国统一的力量，意大利的诸邦国--共和国和专制君主国完全凭实力维持自己的存在，在这种激烈的斗争中，意大利第一次出现了近代国家的政治精神，即国家的政治工作变成了一种随心所欲、深思熟虑的艺术工作。这种政治精神表现在各个方面，并决定了各国的内政和外交。在这种新的政治生命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文艺复兴文化。
    这一时期，意大利的邦国有三类，第一类是专制国家。这些国家有意识地采取当时意大利以外的君主想像不到的手段，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俨然绝对的权力，使得暴君当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人物和生活方式。这些暴君多数出身微贱，他们完全依靠自身的能力和非凡的胆识，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独立王朝。他们横征暴敛，嗜杀成性。他们渴求声誉，热衷不朽的事业，使他们喜欢接近文人和艺术家，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崇高的地位。
    第二类国家是城市共和国。这中间有两个城市对人类历史具有深刻的意义，一个是佛罗伦萨，一个是威尼斯。佛罗伦萨是第一个近代国家。它所赖以存在的政体，比意大利和欧洲一般的自由国家，不仅复杂多变，而且对这些国家还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这里，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最多的发展形式结合了起来，使佛罗伦萨成为政治理论和政治学说、政治实验和激烈改革的策源地，和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写作的策源地。在这里，涌现了像但丁、马基雅维里这样的“巨人”。这种剧变和自由，又使它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威尼斯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中心，号称世界的宝盒。由于商业的发展和巨大的财富，统计学在这里十分发达，它以这种计算精神及其实际应用，第一个圆满地表现了近代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类是教皇国。教皇政府和教会领地是特殊的历史产物，它与意大利这一时期的一般性质并不一致。在罗马，当代政治精神，即对政治机谋的慎重抉择和采用，没得到重视，因为精神的权力，经常可以掩盖和补救世俗权力的不足。但他并不能超越当时的意大利政治，摆脱其影响，它也卷进了政治的旋涡，教皇国也得以世俗的意大利君主国的精神来生存和行事。只是因其异常的性质，使它呈现出特殊的色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代表了这一时期的贪污黑暗、骄奢淫逸、虚伪欺骗，教皇中也有提倡学术、重用艺术家、对文艺复兴作出贡献的，列奥十世即其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