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这个时代意大利人的道德日趋堕落。我们必须承认，意大利民族的每一种激情的趋势都是强烈的，而用来确定满足这种激情的手段则常常是犯罪。我们可以把意大利人的这种性格特点名之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这是其性格的根本缺陷，同时也是构成它的伟大的一种条件。如果说广义的和狭义的利己主义都同样是一切恶行的根源，那么更高度发展了的意大利人由于这个理由比起那个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成员来，更趋向于不道德。但是，这种个人的发展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而发生在他的身上，而更多的是由于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本身无所谓好坏，而只是一种必需的东西；在它的内部产生了善和恶的近代标准--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这种标准和中世纪所熟知的根本不同。
    宗教与文艺复兴的关系大致如下：1.意大利文化的代表者们生来就具有和其他中世纪欧洲人一样的宗教本能。但是他们的强有力的个性使他们在宗教上完全流于主观，而特别趋于世俗化。2.意大利人具有一种冷静的容忍态度，当古典文化以及它的人和制度成为生活的理想和最伟大的历史记忆时，意大利人倾向于崇尚古代人的推想和怀疑主义。3.意大利人是欧洲第一个大胆对自由和必然做出推想的近代民族，又因为他们是在暴力和没有法制的政治情况下这样做的，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开始动摇，世界观也成了宿命论，他们对占星术和魔术发生兴趣。4.在宗教问题上，他们有敏锐的辨明善恶的能力，却不认为自己有罪。内在的和谐每一次遭破坏，他们都认为可以靠自己的智谋得到弥补，所以他们不感到悔恨，也就感到无得救的必要。
    复兴了的古典文化对宗教有着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通过任何学说或哲学理论，而是通过它所培育出来的一般倾向。但是古代文化在另一方面教条式地对人发生着可怕的影响。这就是它把自己的迷信方式传给了文艺复兴。而且人文主义者对人民迷信给予支持。这些都导致了迷信巫术泛滥和宿命论的流行。
    迷信的流行和广为传播的古代思想方式使灵魂不死的信仰日趋衰落。残存在许多人身上的强烈宗教能以有神论或自然神论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神论可以被看作是那种中世纪没有认识到的对于最高的神的肯定的高度信仰。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是有神论思想方式的主要中心。他们主张的学说：这个有形的世界是上帝以爱来创造的，是上帝依据心中的模型仿制的，上帝将永远是他的推动者和恢复者。
    中世纪神秘主义的回响在这里和柏拉图学说合流了，和一种典型的现代精神合流了。一个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知识的最宝贵的果实在这里已经成熟，只是由于这一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必须被称为是近代史的前驱。
    四
    综上所述，可见布克哈特有一个前后矛盾的历史进步观念，这个观念由三个部分组成：连续的、整体的观念；平衡观；突变观。
    布克哈特以论文的形式论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从纵横两个方面考察这一时期。纵向的，强调这一时期是由前一时期发展而来的，这以其第一编最突出，实际上第一编是全书的背景，文化活动的大环境。横向的，是从当时的社会生活领域来看文化。这两个观点说明了布克哈特继承了浪漫主义历史思想的重要观点--历史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
    从后五编看，布克哈特基本上是把这一时期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变化时期，在这个前提下论述了当时的几个特征。如果我们参照他后来的论述，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他认为历史是不断的建立和打破平衡。在讲授中世纪和近代历史时，他说：中世纪的欧洲，宗教决定一切，是在宗教旗帜下的平衡发展时期；十五世纪末叶起始的文艺复兴改变了这种平衡，从此开始了真正的、无止境的诸种因素的交叉混合，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生活成了这一时期的特点；十七至十八世纪是权威的时代，一切都被理解为永恒，阶级间仍被不同的权利分割，国家按阶级的界限组成制宪国家，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动荡后，逐渐趋于平缓而建立起的平衡时期。⑨
    既然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变化发展时期，那么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全书没有提供任何说明，使人感到这种变化很突然，无原因。对“为什么”没有回答，尽管对“是什么”论述精辟、深刻。他在谈到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变时，曾说过：“文艺复兴是突然出现的，就像上天的赐物。”⑩布克哈特把这一段历史的运动模式表述为：平衡（中世纪）--突变（文艺复兴）--平衡（十七至十八世纪）--突变（法国大革命）。（11）
    布克哈特把历史看成前后相续的过程，表明了历史的连续因果性，也即内在的联系，其间的变化是有原因的。恰恰在这方面，布克哈特从来没作过正面的深入论证。“突变”的解释使他的理论陷入了前后矛盾。他把人类历史看成是精神向自由的发展，是“精神的显现的辉煌过程”（12）。因此，在探讨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因时不可能从更根本的物质生活领域来考察，以至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
    在实证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十九世纪，布克哈特是作为一个反潮流者的形象出现的。其史学自成体系，独具特色。一方面，他深受实证史学的影响，强调对待历史的客观求实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在拓展史学研究领域和史料来源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给史学界带来了对待历史的新姿态。
    十九世纪被称为历史的世纪，历史学的主题是政治、军事、外交。档案和碑文铭刻是唯一的史料。这种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大型多卷本的《德意志史料集成》，朗克的《教皇史》、《英国史》等等。但这种研究无一例外地局限在政治和军事上。力图突破历史研究局限于政治史的努力早在古代世纪就开始了，如伏尔泰、赫尔德、基佐等。但是，直到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出版，才有了一部堪称文化史的巨著，它以深刻的论述和宏观的考察证明了文化史的可能，从而第一次成功地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军事史的范畴，把史学推向了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