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越来越明显的挑衅也许使苏联感到受了委屈，1941年6月21日晚上，莫洛托夫召见了舒伦堡，探询德国对苏“不满”的原因。而德国大使却受命向苏联宣读一个对苏开战的声明。莫洛托夫竟然很伤心地问道：“这是战争。你认为我们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吗？”（40）是日深夜，斯大林才觉得事情真的有些不对，估计德国将于22日－23日对苏联发动进攻。但当边防军问及如果德国入侵苏联领土，是否可以还击时，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不要理睬敌人的挑衅，也不要开火。这个命令还未来得及下达到部队，因为6月22日拂晓，德国法西斯的部队已经蜂拥而入苏联的国境。（41）
    直到灾难性的最后一刻，还对法西斯侵略者抱有幻想，这大概是所有绥靖政策执行者的通病。苏联继英法之后，终于也尝到了执行绥靖政策酿成的苦酒的滋味。希特勒不管苏联如何卑躬屈膝地讨好他，也不管苏联如何忠实地履行互不侵犯条约，在久攻英国不下的情况下，于1941年夏挥戈东向，苏联惨淡经营的“东方战线”在德国的机械化部队面前犹如一道纸屏，一触即坍，波罗的海各小国以及芬兰都纷纷投靠纳粹一方参加对苏作战。苏联丧师失地，一溃千里。斯大林的绥靖之梦顷刻之间化成泡影，他的钢铁般的意志力也几乎被无情的事实完全摧垮了，他对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说：“一切都完了，我不管了。列宁留给我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而现在我们没料到会被人弄到这样危险的境地，使得一切都完了。”（42）斯大林不敢承认，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正是由于他所执行的绥靖政策本身，放弃了与国际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不是极尽全力去扑灭战争的火苗，而是企图置身事外，坐观残酷的沙场景致，甚至忍气吞声，与狼同谋，置本国人民、其他弱小国家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才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这以后，斯大林一度手足无措，甚至三次企图与德国讲和，都以失败而告终。（43）
    在苏联顽固地推行极其危险的绥靖政策期间，从绥靖迷梦中醒悟过来的英国不断拒绝了德国法西斯的逼迫和劝诱，一再呼吁同苏联重新建立反对纳粹势力的同盟。为此，1940年6月，丘吉尔委派工党对苏友好人士克利普斯为驻苏大使，指示他直接与苏联最高层接触，表达英国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和与苏协商共同抗德的愿望。但苏联领导人却冷若冰霜，怀疑英国的一切建议都是存心不良，因而拒绝给予认真考虑。他们深怕德国会从英国的行动中找到对苏不利的口实，便主动把克利普斯和斯大林谈话的记录送交德国审阅，以示苏联信守苏德条约，并不为英国所动。丘吉尔还亲笔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尽管两国存在着政治思想分歧，俄国在1939年8月又决定加入另一方，但他希望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关系将能在考虑到相互利害关系，并对双方都有利的基础上得到发展。英国决定不在德国的压制下屈服，并决心把欧洲从这种压制下解放出来。英国随时准备就德国企图征服和吞并欧洲而引起的问题同苏联进行磋商。（44）但斯大林只看眼前利益，继续支持德国法西斯攻打英国“侵略者”，没有理睬英国首相的苦口婆心。
    在苏联遭到德国的突然袭击后，丘吉尔深明大义，当天晚上即发表演说，明确表示：虽然他二十五年来一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但目前法西斯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因而英国坚决支持苏联对德作战。在演说结束时，丘吉尔发出了号召：“俄国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让我们加倍努力，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45）6月23日，美国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也发表声明，支持苏联。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又明确表示，美国准备给予苏联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如梦初醒，响应了英国首相的倡议，表达了和英美结盟一起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殷切愿望。7月3日，斯大林从沉重打击中回复过来，向人民发表了广播演说：“我们为了保卫我国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将同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争取他们的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这将是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奴役和奴役威胁而结成的统一战线。因此，丘吉尔先生关于帮助苏联的历史性演说和美国政府关于帮助我们的宣言，都是十分明显的例证，苏联各族人民对这个演说和宣言只能表示衷心的感谢。”（46）随后，英美加强了对苏联的援助，三大国领导人经过协商，逐步建立了反法西斯同盟关系。
    苏联对德国法西斯的绥靖政策至此走到了尽头。
    三
    苏联被迫卷入抗德战争，标志着其在欧洲绥靖政策的破产。但在远东，苏联对日本法西斯的绥靖政策几乎贯穿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始终，而且丝毫不比英美逊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一步步地吞并中国东北三省，对华野心暴露无遗，对此国际社会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英国对事变的态度冷漠，用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的话说：“政策－－对日和解。对中国－－不要完全依赖别人：尽自己的本份。”（47）法国的远东政策如同其欧洲政策一样，在外交上追随英国的步调。美国则实行“不承认主义”，即“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之间所缔结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权利的条约－－包括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48）这种不承认主义虽未明显起到抑制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毕竟使日本的侵略所得难以合法化。正如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所说的：“不承认也许不能制止侵略，但承认却是对侵略的明显赞同。”（49）不承认主义为后来罗斯福政府的远东政策奠定了起码的道德和法律准绳，也为美国采取日趋强硬的对日政策打下了基础，因为它从一开始便杜绝了美国在中国问题上退回去与日本达成全面妥协的可能性。上海事变后，不承认主义得到了英法为首的国际联盟的正式支持，这就使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始终得不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几个大国的承认。相形之下，苏联在对日外交上的态度和行为极为暧昧。苏联的头面人物和《真理报》、《消息报》等舆论也曾表示“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但斯大林几次下密令给苏联远东地区党政领导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援助中国抗日军民，不要给日本关东军以任何借口进攻苏联。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于10月29日致函日本驻苏大使厂田，针对日本方面怀疑苏联援助中国抗日问题，声明苏联政府对中日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对交战双方都不提供任何支持，并标榜说“苏联之所以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乃起自其历来不可更改之和平政策，乃尊重对华条约与他国独立之信念。”（50）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也明确表示，苏联不想同日本发生冲突，它只要求日本一件事，即尊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商业利益。（51）与美英的做法相对照，笔者认为，“不干涉政策”还不如“不承认主义”，因为前者没有给日本造成任何实际压力，甚至是心理上的压力。当时苏联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日本法西斯进攻苏联的意向和能力，简单地认为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因此诚惶诚恐，千方百计不让日本找到对苏开战的把柄，时时作出妥协的姿态。实际上，当时苏联远东兵力强于日本关东军，日本军部内的主流意见是“对苏慎重论”，并不敢在中国东北过早地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苏联的姑息和软弱则使关东军得寸进尺，终于很快占领了哈尔滨。
    1932年初，苏联顺应了日本的要求，同意关东军使用中东铁路，运费只收半价。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成立之后，曾邀请苏联协助解决东北事变，苏联却不敢介入。当调查团准备经过苏联境内直达中国东北时，苏联拒绝为此提供方便，结果调查团绕道美国、日本，历时两个多月才到达沈阳。从1931年底到1933年初，苏联曾几次主动建议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均得到否定的回答。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升级，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自发地开展起来。日军由于无后顾之忧，大肆围剿东北抗日义勇军，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部不久便弹尽粮绝，被迫撤退到苏中边境山林中，要求苏方收容伤病员，资助粮草弹药，但他们却被苏方收缴了武器，强行关押起来。后经中国政府交涉，义勇军成员及部分家属才得以回国，而马占山等抗日将领则直到1933年6月才取道欧洲回到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