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神学家为了替封建制度辩护，反复强调君权神授、教权独尊、人民服从君主、俗权服从教权的政治信条，为教俗专制等级制度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这种神权政治的传统学说，是新兴资产阶级建立政治统治的巨大障碍，因而在14世纪初就遭到早期人文大师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的抨击。市民人文主义者们在继承前辈自由平等和爱国的精神遗产时，则以鲜明的共和政治观否定了封建神权的传统学说。他们首先猛烈抨击了君主专制，对共和制大加赞扬。萨琉塔蒂指责君主专制摧残人的意志，剥夺人的自由，企图给意大利人民套上封建奴役的枷锁。布鲁尼抨击那些为君主歌功颂德的人，指出君主的“美德”并不符合人们的需要，是虚构的，虚无飘渺的，还指出，君主专制“依靠一个反对民意而反复无常的人，是任何事情也办不成的”②。阿尔伯蒂同样也认为，专制君主总是褒奖阿谀奉承之徒，排斥和迫害优秀人才。
    从否定君主制出发，人文大师们积极阐发共和自由的思想，主张每个公民都应有自由、平等地参加国家政务的资格和机会，都应积极参加共和国的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布鲁尼竭力论证共和制的合理性，认为这一“人民的政府形式”是各种政体中唯一合法的形式，因为它不仅使人民能享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参与公共政务的平等，而且能使公民的美德得到培养并发扬光大。布鲁尼还以是否尊重民意作为衡量一种政体优劣的价值尺度，高度赞扬佛罗伦萨共和制的优越性。为了进一步为共和政治辩护，萨琉塔蒂、布鲁尼等人文大师还大力从文化遗产中发掘历史依据。
    市民人文主义的政治理论虽然还很不成熟，带有早期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幼稚性和时代局限性，但他们的朴素的共和政治观，却鲜明体现了资产阶级自由独立地发展商品经济、建立本阶级政治统治的迫切愿望。人文大师并未正面公平抨击神权政治学说，然而其主张本身就构成了对传统观念的决裂和反叛。他们讴歌一个不受教俗王权的支配的世俗共和国，竭力论证这种被神学家斥之为“无道”的共和制存在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在他们的政治视野中，判断一种政体优劣的价值尺度不是上帝的安排和教权的圣令，而是人民的自由意志和平等的要求；共和制要体现的也不是上帝的神命和教俗王权以及少数独裁者的旨意，而是人民的愿望和呼声。这样一来，抨击君主制和颂扬共和制就导致了对以“君权神授、教权至上”为核心的封建神权思想的冲击和否定。
    （二）以“美德”为核心的世俗伦理观
    以奥古斯丁创立，到阿奎那时趋于完善的天主教神学伦理，是支配人们思想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封建正统道德观念。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否定人的价值、力量和世俗欲望，要求通过信仰上帝，服从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教会和教俗君主的统治而获得拯救，人必须安贫乐道，节制情欲，忍受痛苦。这一维护封建神权统治的传统伦理观，自14世纪初遭到了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等人的反对。但是早期人文大师的人本道德观具有严重的缺陷，仍带有传统伦理观的鲜明印痕，也未提出一套适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活动所需要的伦理规范。
    14世纪末15世纪上半期的市民人文主义者们，在继承前辈人文学者的思想精华的同时，出剔除了其中的糟粕和不足，建立了以世俗生活为基础的“美德”伦理观。其一，寓人的价值欲望于人的天生“美德”之中。他们认为，人是高贵尊严的现实世界的主宰，人的价值不是由门第血统和祖辈遗产而是由人的美德所决定的。阿尔伯蒂在《家庭》一文中强调，美德凡人皆有。它早已被上帝“灌输在我们的心灵之中”，美德是“完善和极大发展了的本性”，而这种“本性”就是人们对世俗生活的炽热追求，对美德和荣誉的追求。布鲁尼也同样把人追求社会荣誉的本性当作美德的起始点，并把它作为人们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源泉。其二，寓人的力量和幸福于人的美德之中。人文大师们认为，“美德”是人支配和战胜命运、求得自身价值最大限度实现的伟大力量；人的前途不是由神命定的，而是由自己来把握的，人既可毁灭自己，又可以使自己获得殊荣，这完全取决于人是否具备了美德。阿尔伯蒂指责时人对命运之神的盲目崇拜和畏惧，忽视美德的巨大威力。他虽然承认神是支配人的重要力量，但强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祸福应当自负其责。波吉奥认为，一个有高尚美德的人，应当是一个极有活力和抱负并具有使自己荣耀、服务于国家的“诚实和有用的人”③。曼内蒂则认为，上帝为人类创设了世界和万物，人就有责任用知识和能力去支配管理它；人的美德在于用智慧和劳动去美化世界，而发明和掌握了许多工具机器的具有独创性的人类完全能做到这一点。从这种新的价值尺度出发，人文主义者竭力将美德伦理观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使之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抱负和经济活动的辩护词。布鲁尼把共和国的高尚富强归功于市民的勤奋工作。阿尔伯蒂、波吉奥都鼓励人们去获取财富。波吉奥甚至把人们的金钱欲视为人天生的美德，是推动一切事业发展的动力。
    市民人文主义者的美德伦理观虽然并未完全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并未否定上帝的威慑力量和教会的启导作用，但毕竟戳穿了神学伦理中原罪说和命定论的神话，同时也摒弃了早期人文主义大师的纵欲观。它以新的内涵揭示，世界是人的世界而不是神的世界，高贵而尊严的人不应当匍匐在神的脚下，应当而且也具有能力去铸造自己的人格，设计自己的命运，规定自己的未来，通过对工作和事业的勤奋执着追求，去完善自己和改造世界，获得美好的现世幸福。
    （三）以“积极生活”思想为中心的新价值观
    早期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虽然猛烈抨击了教会的腐朽统治，大力宣扬个性自由，但是他们并没有摆脱传统价值观的束缚，仍然鄙视社会生活，向往孤独、冥思的、离群索居的“沉思生活”。但是从萨琉塔蒂开始的市民人文主义者，不但在实践中广泛参与了政治、社会活动、经济活动，而且在理论上提出了“积极生活”的思想，使之最终发展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运动的一大思潮。“积极生活”思想是指人们在世俗世界从事积极有为的政治经济活动，它反映的是新兴资产阶级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
    最先提倡“积极生活”思想的人文主义者是萨琉塔蒂。虽然萨琉塔蒂在早年写有《论世俗与宗教》一文，试图论证隐居和沉思的生活比一般社会生活更有好处，但进入90年代后，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393年，萨琉塔蒂在给一个饱受修道生活之苦的友人所写的信中劝他回到世俗生活中来，指出积极有为的世俗生活一样可以使人接近上帝。1404年，他在给一个僧侣的信中抨击隐居的修道生活是一种不对社会尽责的自私行为④。如果说萨琉塔蒂在提倡“积极生活”时还有所矛盾和犹豫的话，布鲁尼则是一个“积极生活”的坚定支持者，他在《但丁传》中反对薄伽丘把学问和家庭对立起来的观点，坚持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不应推卸社会责任，而应积极的参与社会，在社会活动中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写道：“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是不需要去受孤居之苦的，只有愚笨的无能之辈才与社会分离。”⑤布拉丘利尼、阿尔伯蒂、曼内蒂继布鲁尼之后，分别着重从不同侧面论述发展了“积极生活”的思想。
    到布鲁尼的学生帕尔米利那里，发端于萨琉塔蒂的新价值观最后达到了顶峰。他在《论市民生活》一书中，将“积极生活”思想作了正面系统的阐述和淋漓尽致的发挥，除了接受前几位人文主义者的观点外，帕尔米利的思想还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强调市民精神在“积极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后代是人最突出的本能，一个学者应当把自己的研究同为国家服务结合起来⑥。第二，把“功利”作为“积极生活”的目的和基础，帕尔米利主张，一个人的行为价值，要看他能否给社会和他人带来利益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