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者关于“积极生活”的思想，构成了他们走向社会、与社会结合、参与世俗政治活动的理论基础。“积极生活”思想反映了人文主义者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革命，在哲学、伦理学上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市民人文主义者的“积极生活”思想及其对实际生活的密切关注，还推动了人文主义其他思想体系如历史思想、教育思想、关于人的理论的发展。
    市民人文主义是西欧由中世纪向近代转折时期早期最重要的启蒙思潮之一。市民人文大师以共和政治观为武器，给神权政治学说以沉重冲击，其中所蕴涵的自由原则，奏响了西方近代社会“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政治主张的序曲。其美德伦理和积极生活思想中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猛烈撞击着传统道德的金科玉律，使人挣脱了神学理论和价值观念的桎梏，着眼于自身和周围更广阔的现实世界，树立起创造生活，征服命运、改造世界的信心，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和文化科技的进步。正是在这股新思潮的熏陶下，在佛罗伦萨继而在整个意大利和欧洲涌起一股新的“文化热”，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近代的各门自然科学也相继问世。
    注释：
    ①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81页。
    ②汉斯·巴隆：《从彼特拉克到列奥那多·布鲁尼》，芝加哥1968年版，第168页。
    ③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5页。
    ④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31页。
    ⑤伊·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牛津1965年版，第39页。
    ⑥汉斯·巴隆：《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载英国《历史》杂志1938年，第323页。
    ⑦伊·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牛津1965年版，第67页。